上周,高西慶在紐約的一個講話在微信群組中廣為傳播。講話的標題非常醒目:"中國政府已放棄市場起決定作用的原則"。這個講話反映了中國當前的兩個現實,一個是政治僵局的明顯化,另一個就是改革僵局的明顯化。
政治僵局的明顯化,是因為"十日文革"後的高層權力格局,令各派精英都比前一段時間敢說話了,沒有這個背景,我相信高西慶不敢如此公開地批評當局用傳統的行政命令來壓縮產能的做法,並提高到了批評當局言而無信、不堅持自己公開宣示的改革原則這個高度。而這樣一來,中國的改革僵局也就顯露無遺。
高西慶敢於批評當局,不僅說明他有一點政治勇氣,也說明他確是一個真誠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他的講話體現了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對中國改革的基本主張,那就是讓市場機制在國企改革和壓縮過剩產能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而不應該像現在這樣,給各級政府下百分比指標,這樣做不可能淘汰低效率的國企。高西慶認為,當局之所以不敢堅持市場化的改革原則,是受制於既得利益,尤其是龐大的國企。
這個邏輯完全符合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但中國的現實並不符合這個邏輯的重要預設,其中之一就是市場競爭受到法治的有效約束,另外一個就是,社會保障能控制大規模失業帶來的社會動蕩風險。高西慶當然不可能不懂這一點,但他的邏輯就是釋放市場力量能倒逼各種改革,包括倒逼法治,倒逼社會保障,以致倒逼政治民主化。
這其實也是當初西方鼓勵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基本邏輯,但時至今日,西方社會已經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個邏輯其實有很大問題,因為事實是這個邏輯不僅沒有達到原來的設想,反而催生了一個巨大的怪獸:"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中國版的"國家資本主義"。
正如有學者認識到的,中國版的"國家資本主義"與歷史上的國家資本主義構造非常不同,它不僅規模空前,而且有一種特殊的國家能力,即中央政府能操縱地方和大型國企競爭以達到政治目的。在這種格局下,市場可以成為國家榨取社會財富的一種超級手段。事實上,這個趨勢在近年已經越來越明顯。一些有識之士在網上發文,明確指出,每一輪市場起伏,都成為對底層的新一輪剝奪,把更多財富集中在國家和少數人的手中。
不過,這些文章也有一個錯誤,那就是認為這種剝奪和榨取是當權者有意為之,這在今天已不是事實,因為當權者已經認識到財富過度集中的危險。真相是,國家資本主義這頭吸食平民血汗的怪獸已失去控制,中國已陷入自我毀滅的險境。
導致這種危險的一個認知之源,就是主流精英對權力和自發性的迷信。這兩種迷信,也就是對中央集權和對市場自發力量的迷信其實是相輔相成的。他們認為當權者只要願意,想搞憲政就能有憲政,想搞極權就能極權,市場也是如此,只要放開,既能有效率,又會有公平。
這種迷誤嚴重制約了中國精英的認知能力,從而制約了改革的想像力。習近平有一個直覺是對的,中國正面臨著歷史性的發展機會,他也知道不改革就抓不住這個機會,後果非常嚴重。從最近的講話看,習打破改革僵局的願望很迫切,但拿不出辦法。
習的改革困境,固然與他認知能力不足有很大關系,但主流知識精英,包括高西慶代表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也難辭其咎。因為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下,習有可能接受新的改革思路,中央權威也還沒有崩壞到無力改革的程度。只不過中國改革的有效思路,不可能從西方的教科書中找到,而需要有對中國改革潛力的真知,需要有調動地方和民間改革潛力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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