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革命如果最終成功了，會對中國發生很大的衝擊。這是因為，長時間支配中共權力精英的一個重要假設，政治革命可以靠大規模血腥鎮壓來嚇阻。現在，這個假設受到了埃及革命的挑戰。事實上，正是二十一年前中國的“六四”事件為現代政治文明樹立了一個反面樣板。從那以後，極少有國家敢學中國的樣，在全球媒體的注視下動用正規軍在首都的廣場上大規模殺戮本國百姓。“天安門廣場”在全球成了政府野蠻行徑的代名詞，成了中國人野蠻文化的代名詞，不齒於文明世界。在這次埃及革命中，與這個集體記憶相聯系的全球性道義壓力，是一個很重要的積極因素。
正是在這種全球性的道義壓力下，埃及軍隊拒絕開槍，極大地減少了民眾的傷亡，成就了一場流血不多的政治革命。許多在六四之後成長起來的中國青年人並不知道，當年“天安門廣場”的醜行在全球激起的道義壓力，也曾極大地加速了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體制的瓦解。埃及革命再一次證明，六四事件成為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一個分水嶺。在現代傳媒和通訊手段的支持下，全球性的道義壓力，可以對政府的暴力構成一種有效的約束。
這是否就意味著21世紀的中國政治革命前途一片光明呢？我並不這樣認為。事實上，中共的統治者中也有不少人認識到了再次像六四那樣大開殺戒無異於政治自殺。在這種情況下，一種邪惡的“維穩”思路越來越得到當權者的青睞，這個思路就是把人性中的惡充分調動起來，“發動群眾”來迫害社會上的良知人士。最近陳光誠傳出來的錄像，就向我們展示了中國面臨的這樣一種可怕的前景。
與穆巴拉克相比，中共專制政權擁有的一大優勢就是“不差錢”。因此，他們可以利用政府掌握的大量資源，創造“維穩”的GDP。目前，正在加速潰敗的中國社會各種道德底線已經被全面突破，傳統的倫理資源都被摧毀殆盡，無數人為了生存和爭奪財富早已放棄了尊嚴。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花錢買流氓打手有很大的市場。
埃及革命對中國可能帶來的一個不利的影響，就是當權者更加瘋狂地把中國推上這條民族自我毀滅的道路。事實證明，指望胡錦濤之輩放棄邪惡的“維穩”思路已經完全不可能，現在的問題是即將執掌大權的太子黨們將取什麼態度？
自文革下台的中共元老們重新當權以來，深知中共政權合法性面臨危機的當權階層就一直無法回避這樣一個問題，是救黨還是救國？改革派的邏輯是先要謀國才可能救黨，但保守派則相信先要謀黨才可能談救國。改革派短期占了上風，但保守派在六四的政治勝利把改革引向了邪路。中共舊賬未清，又欠新賬。以平等和解放為名進行的中共革命，付出了幾千萬生命代價，換來的是世界上最腐敗、最不公的社會。沒有一場清算中共的政治革命，就沒有歷史的公正，沒有中國的未來。
現在躊躇滿志的太子黨應該看到，他們謀國尚有可為，救黨已沒有希望。在這個歷史的十字路口上，他們有機會創造條件，讓這個古老文明因一場光榮革命而獲得新生，但也有可能陷中國社會於長期潰敗的困境。埃及革命證明，在新的技術條件下，21世紀的政治革命可以是相當文明的。中共革命發生在殺戮盛行的20世紀，後代人還有可能給予理解。但太子黨們如果繼續堅持“人頭換江山”的過時邏輯，將讓他們自己和父輩一道，留下千古罵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