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指望中共因此而積極推動改革，尤其是推動政治改革，卻並不現實，因為中國模式已經陷入了極其深刻的制度和文化的雙重困境之中。不能理解這種困境的人，總是傾向於把改革的困難歸咎於既得利益的強大和中共領導人的道德缺失。這固然符合事實，也是有道理的，但並不能充分解釋，為什麼中國的改革難以推動。
從薄熙來和陳光誠兩大事件揭露出來的事實來看，在中國模式下權貴和平民的生存狀態，一方面在物質上存在天壤之別，而在精神上卻有著相似的困境。困境之一就是無論是權貴還是平民，都面臨著金錢的巨大誘惑，都被金錢搞得六神不安。如果說毛澤東的文革把人性之惡充分地召喚出來，那麼，鄧小平的改革則把人性中的貪欲充分地召喚了出來。如果薄熙來夫婦沒有聚斂如此龐大的財富，海伍德的謀殺案就不可能發生，薄瓜瓜也不至於走上浪蕩公子的邪路。如果中共沒有如此巨大的財力，也就不會有一年幾千萬的維穩經費雇用如此多的流氓打手來監控陳光誠，讓如此多在低層掙扎的人，為了生存而出賣良知。
貪欲橫流導致社會的普遍腐敗，帶來了另外一個困境，就是做好人和好事特別難，因為做好人好事，在當今中國很容易擋住別人的財路。薄熙來和陳光誠的例子表明，這一點對權貴和平民都適用。薄熙來夫婦之貪由來已久，但在“重慶模式”出現之前，並無大礙，倒是在薄熙來真為窮人做了幾件好事之後，反成了中紀委的重點目標。至於陳光誠，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很難想像國家會動用如此巨大的財力和人力來對付這樣的大善人，因為在那種情況下，農村中的善人實際上有利於維護政權的穩定。
一旦用國家機器來推動貪欲，必然導致濫用暴力，從而出現普遍的官逼民反。中國模式並沒有改變這個傳統的中國邏輯。但是，由於出國和移民的自由大大增加，也由於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道德壓力也大大增加，中國當局學會了使用所謂“低烈度”的暴力。這種“低烈度”的暴力雖然成本高昂，但也把更多的底層人群卷入了“維穩”的既得利益。
王立軍事件和陳光誠事件還表明，中國模式的改革困境還有國際因素。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西方社會一方面在政治上和道義上對中國的“低人權”狀況很反感，但在經濟上卻從中得到好處。更重要的是，西方社會現在不願趟中國的渾水，因為對他們沒有什麼好處。這就使得中國“溫水煮青蛙”的困境，更加難以改變。
總的國際環境不能說對中國不利，中國的國力和軍力也達到了近代以來未有的水平，但中國的當權者和民眾卻多有一種無力感和惶惶不安的末世心態。這個基本事實解釋了中國模式陷入困境的深層原因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遠遠落後於已經改變了的內外環境。
我不懷疑溫家寶以及許多中國的政治和知識精英有真誠的改革願望，我甚至不懷疑胡錦濤也有改革的願望。但是，當權者有改革之心並不等於就能夠推動改革。推動改革的政治領導人必須有新的價值和理念，有新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必須有能力對公眾表達出這種新的價值和理念來動員社會上的改革力量。可是從這次處理薄熙來和陳光誠事件中，並看不到這種新的價值和理念的表達。
有傳言說，江澤民對薄熙來事件做出了“建立法律高於政治利益”的表達，如果這是真的，應該說是一個重要的理念突破。但即便如此，我也很懷疑江澤民有力量實踐這個理念。我的理由是，中國政府手中的錢太多，中國權貴聚斂的錢太多。只要這些錢沒有被折騰光，中國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很難能跳出迷信權力和財富的文化陷阱。這也是溫家寶難以推動改革最根本的原因。（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