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經合首腦會議這兩天正在馬來西亞的首都吉隆坡召開。美國總統克林頓由於波斯灣危機而無法按時前往﹐由副總統戈爾代表。中國去的是江澤民。這類大型國際性活動﹐通常會被東道國用來作為增加國際地位的機會﹐馬來西亞也不例外。然而﹐最近在大馬﹐卻不斷有令政府丟面子的事發生﹕自從安華事件以來﹐大規模的群眾性示威不斷發生﹐要求民主﹐要求改革。這種情形﹐同八九年戈爾巴喬夫訪華的時候北京的形勢很有幾分相似。 在會議的一場晚宴中﹐美國副總統戈爾發表了演講。他對會場外面街道上的示威發出評論說﹕此時此刻﹐我們聽到了馬來西亞勇敢的人民要求民主､要求改革的呼聲。他還將民主訴求與當前的亞洲金融危機聯系起來﹐指出在對付經濟危機的時候﹐民主政府比不自由的政府更有效率。這番講話清楚的顯示了戈爾的立場﹕他完全站在游行示威者一邊。 聽眾中﹐有大馬一批政府權貴﹐包括首相馬哈蒂爾。他們正是示威者抗議的對象。戈爾講完之後﹐不少政府要人立即對戈爾的話作出反駁﹐甚至指責他乾預馬來西亞的內政。 這場美國與馬來西亞政府領導之間的沖突﹐受到世界媒體的廣泛報導。通常在這種情況下﹐當地的自由派人士都會感到有幾分為難。盡管他們有強烈的民族自由訴求﹐但如果他們同西方人站在一起批評本國政府﹐就有可能受到"不愛國”甚至"賣國”､"幫助西方人乾預本國內政”的指控。釵h自由派人士到了這種時候﹐不得不三緘其口。中國的自由派人士對這點都有深刻的體會。 最近幾十年在發展中國家里﹐我們往往可以見到民族主義變成了政府手中壓制民主自由訴求､維持專制統治的有力武器。這些國家都有長期遭受西方列強侵略的歷史。在將列強驅逐出去﹐或者起碼是在民族國家成立之後﹐組成的第一個政府﹐多數是從戰爭或革命中產生出來的極權政府。這類政府慣於利用人民中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將政府､國家､民族三者等同起來﹐得出愛國便等於愛政府的邏輯。同時﹐如果有別國人民或政府批評他們的專制制度﹐政府不會說這些批評針對的是政府及其政治制度﹐而是指責別國的人在攻擊他們的國家﹐在乾預他們的內政。 在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中間﹐因為有長期受侵略的歷史﹐人們通常對政府､國家､民族之間的區別不甚明了。這三者的關係其實很簡單﹐但是政府為了現實的利益﹐有意混淆三者的關係。民族﹐是人們﹐也就是每個個人的集合體﹔一個或者釵h個民族在一塊土地上成立國家﹔國家通過某種方式為自己挑選出一個政府。從邏輯上講﹐政府是為民族與國家服務的。如果政府服務得不好﹐就是政府辜負了國家和民族。如果政府還要對國家和人民搞專制﹐而且引起了國際輿論的批評與譴責﹐那便是政府使得國家與民族丟臉。在這種情況下﹐不愛國的正是政府﹐而不是批評政府的人。相反﹐一個國家里批評力量甚至政治反對派的興起﹐從而顯示出這個國家人民的尊嚴與自主﹐正是這個國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驕傲的理由。想想八九年北京的示威﹐在世界上為中國人爭回多少面子﹐事情也就很清楚了。 講到乾預內政﹐批評一種政治制度與乾預內政是不相乾的兩回事。人類社會各種不同的政治制度﹐從來在相互批評。不僅是西方國家批評別國﹐其它國家對西方的批評也不算少。只要是"君子動口不動手”﹐就說不上是什什捆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