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知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已於2005年4月24日逝世，享年95歲。近期以來，海內外中文網路上流傳著幾個費老臨終前一兩年坦誠面對自己一生功過的談話。談話有長有短，非常富有史料文獻價值，而其中最重要的主題之一，就是──“失去知識分子，就失去民心。”
費孝通，幾乎是自郭沫若之後，中國大陸學人中享受過官方最高禮遇、擔任過最高官職而備受朝野尊崇的人物，曾先後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一九三0年代的《江村經濟》論文使他享譽國際學界；一九四0年代因為參加民盟、同情民主而險遭國民黨特務暗殺；一九五七年因為寫作《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被打成右派；一九八0年代復出之後被推向權力高位，被官方視為“緊跟”、“聽話”和被民間視為“少根骨頭”的知識分子代表。
在臨終前的幾個講話中，費老如此總結自己作為“走安全路線”的知識分子領頭人物的功過：“我實際上是帶頭改造。我講完了，大家知道應當講些什麼，成了樣本。所以要問我現在的功過，這是很大的過。”“我覺得很懂了，應當怎樣說話，怎樣批判，我有一套東西的。我要做樣子出來讓大家都這麼做，示范性的。這個我一直到現在都認為我有罪的，我對知識分子不起。”
這位世紀老人總結自己經歷過的幾個朝代，指出一條規律：一個政權，“失民心是從失掉知識分子開始的”。1949年以前的國民黨政府之所以失掉民心，有幾條原因，一是腐敗，“腐敗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國腐敗，到處都腐敗。”二是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他們失人心就是從失掉知識分子開始的。”（見《費孝通先生訪談錄》）費孝通臨終前的這幾次談話並不疾言厲色，依舊保留著他一貫的溫和色彩，但是，惟其因為他本人多年來擔當的特殊角色，這樣溫和的談話，就更有著一種振聾發聵的歷史分量。
顯然，費孝通的臨終談話，已經無所忌懼的背離了他原來的“安全路線”，是針對現實有感而發的一通肺腑之言。因為今天的中共為政者，實際上已經一步一步踏上了當年國民黨政權的老路。同樣失民心的兩條：腐敗問題和知識分子政策問題。
腐敗問題這不必細談，正如費老所言，“腐敗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國腐敗，到處都腐敗。”但是，在知識分子問題上，中共政權比當初的國民黨，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是改弦換轍了還是殊途同歸了呢？
也許，對於一般今天循規蹈矩、在大學裡教書、在機關謀職的知識分子，在衣食、溫飽上，似乎比1940年代的上一輩讀書人，要富裕寬多了。然而，所謂“知識分子問題”，其實就是一個“溫飽”之後的“榮辱”問題，也即是涉及到價值和尊嚴問題的“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思想空間和言論空間方面的問題。
時代的進步，似乎並沒有抹去一個一黨專制的專制政權所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對話語權的絕對控制。在當年國民黨政權，即是所謂“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問題，在今天的中共政權，就是所謂“輿論一律”──“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做黨的喉舌”“掌握輿論導向”問題。放到歷史的廣泛背景上看，“言禁”和“鉗口”的問題一天不解決，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 一天不開放，一個政權，就不可能會有得人心的知識分子政策；而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良心和時代的代言人，失去知識分子的認同，就必然失去社會廣大民眾的認同，這就是為什麼，費孝通作為本來“走安全路線”的知識分子代表，在他的暮年，要拼死說出自己心中的大實話，提醒當今中共為政者，要注意這個涉及到政權根基的大問題。
胡溫當政，號稱中共“第四代領導人”了。應該說，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政策，採取非意識形態化的富民強國政策，與民休息，逐漸為社會鬆綁，是重新獲得了廣大民意民心的支持的。本來大家希望，在胡溫治下，會有一個政治上更加寬開明的環境，可以讓老百姓和知識分子從禁錮多年的“一元化”、“一元堂”得到相對的解脫，從而使逐漸健全起來的思想多元和輿論監督，有力地遏制全社會上下普遍發生的腐敗現象。然而，老百姓和知識分子這一切良好的期待，似乎是又要全部落空了。
近一年多來，胡錦濤已經變成“胡緊套”，重提“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等等意識形態化的口號，中國大陸社會的新聞出版以及網路言論空間一再被緊縮，各種查禁、關停的風聲越來越緊，知識分子的自由度甚至比江澤民時代都不如，更不用說胡耀邦、趙紫陽主政的時代了。知識分子和社會民眾，本來對胡、溫是充滿善意期待的，現在幻想完全破滅了。據說近來大學校園裡日常每涉及到國是話題，大家碰面的頭一句話就是：“胡錦濤沒戲！”看來，當此改革處在轉型關節，社會腐敗彌天、民怨逐漸沸騰的當口，費孝通所說的“失民心，是從失去知識分子開始的”，實在是對胡溫政權的一種醍醐灌頂之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