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任期只餘不足一年，她是鐵了心「走數」，拒絕將《防止賄賂條例》第3及8條擴大至特首，其訊息是：在防賄面前，行政長官是有法外特權的。
對於她的管治，市民已沒甚麼寄望，政綱中這一項，原來只會在她任期完結時才會拿出來檢討。立法會議員鄭松泰7月15日在行政長官答問大會上的提問，把林鄭毀諾提早揭穿了。說甚麼「削弱行政長官的地位」或「過度問責」，也只不過是砌詞狡辯，毫不令人信服，只是她這次「走數」，卻給港府的管治正當性自挖了一個坑洞。
實施《港區國安法》以來，港府管治倚賴無非鐵腕、恫嚇，這樣做成本高昂，更不斷製造矛盾，不斷打擊政府的正當性。正當性的問題，對任何政府來說都不能說不重要；在當前香港而言，卻竟然要由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間接提出。
這當然不是說夏氏很關懷香港的善治，其實，當權者最關心的是：香港還能為當權者（包括既得利益集團）提供甚麼利益？這一問題，又衍生以下兩個問題：由誰來管治才可攫取最大的利益？怎樣才可控制或決定這人選？
這便是夏寶龍所說的「管治能力強的堅定愛國者」和「愛國者治港的制度」，是分別在兩次港澳研究會的研討會上發表的。夏氏在2月提出「愛國者治港的制度」後，港府至今已完成「完善選舉制度」的工作。箇中的關鍵，是在特首、選舉委員及立法會選舉中，加進審查參選人的資格。先審查誰可參選，選舉便操縱在北京手中，香港市民的選舉權和被選權，從此便和公開、公平、公正絕緣。關乎香港管治的選舉，將淪為一種「中國式選舉」。
至於「管治能力強的堅定愛國者」，在7月16日給《港區國安法》研討會上，夏寶龍明確列出五點：一是善於準確貫徹「一國兩制」，二是善於破解香港各種矛盾問題，三是善於為民眾做實事，四是善於團結各方面的力量，五是善於履職盡責。第一點其實就是效忠北京的意思，第五點則只是基本而一般的原則。第四點表面上也理所當然，但對政府內部以苛刻聞名的林鄭來說，對其派系打手屢次公然向林鄭叫陣的梁振英來說，團結的呼籲又別具意義。
第二和第三點指向的是民生問題。夏寶龍明言，要「以施政業績取信於民」。這就是說，單單以愛國這類空泛的民族主義號召，不能為港府的管治提供足夠的合法性基礎；北京政權又要操控香港的政治選舉，管治也難言有程序上的認受性；所以才寄望於政績，即通過施政令人民認受來讓管治取得實質的正當性。
對倚賴「實質正當性」的管治，港人並不陌生，二戰之後特別是六七暴動以後，港英的殖民地管治便屬於這樣的進路，夏寶龍所說，不過是效法港英而已。林鄭曾任港英政務官多年，不可能不明白這一點。可笑的是，她在回應夏寶龍的講話時，竟把「中央的期盼」演繹為深化《港區國安法》、推動國安教育及辦好選舉等，卻將上述夏氏五點置之不理。更諷刺的是，她早一天大刺刺就《防止賄賂條例》「走數」的話，也給港府的管治自掘了一個坑洞，也許她忘記了，肅貪倡廉正正是英殖時期政府取信於民的一大施政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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