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之「極」，在於權力極大，能夠趕盡殺絕；也在於權力延伸極廣，在政治上固然不容任何挑戰，在其他領域，經濟、宗教、文藝、不同專業等等，也要緊緊控制，對異己務必排擠、打壓、鬥垮。在香港，新近的一個事例，是教育局封殺教協。
教協是一個教師工會，會員佔現職教師比例估計曾高達八、九成，即使近年稍有回落，仍然是教師行業最大的工會。面對這樣規模的工會，無論在九七前或後，儘管不一定樂意，政府官員也必須與之維持一定的工作關係。遠的不說，回歸以後在教育改革、語文基準、縮班殺校等多項議題上，教育官員與教協高層的確是「有傾有砌」的。
教育常常是政權爭取民心的範疇。前兩任特首曾蔭權和梁振英加強資助幼兒教育，正是教協多年的訴求，在政策形成過程，政府和教協自然有相當的或明或暗的互動。到了現任的林鄭月娥，其50億經常性撥款，改善班級與教師比例、減少合約教師等，都在回應教協，2018年5月她更曾親身到賀教協的45周年會慶酒會並致詞，說甚麼教育不是「無掩雞籠」、通識科十多年來都有問題，是2019年後她搞得灰頭土臉後諉過於人的事。
對「反修例運動」以來的失利，對巨大民意的抵抗，政權必須有一套說詞，用以解釋其繼續執政的正當性。當然，這說詞的聽眾，主要還是沒有充份資訊的國內民眾，而且，說詞也可配合鬥爭，欲恫嚇教師，也打壓教協，在極權控制來說，可謂一舉數得。
因此，由《新華社》等的文章，到教育局新聞公報的指責，謾罵有餘，理據不足，例如《新華社》文章指教協污名化國民教育，或阻撓去殖民的教育改革，其實又是挪用民族大義的伎倆，騙不了全程目擊無能施政的港人。至於指教協編製「公民抗命」的教材，為甚麼又隱去不提這課題屬於官方指引的課程範圍之內？教育局所謂「供全港教師用以教授學生」云云，羅織罪名之餘，為何有多少教師採用的實據統計又欠奉？
不是要滅教協的「威風」，他們不過是替罪羔羊罷。政權諉過於教協影響年青一代後，難道就可迴避缺乏人民認受的管治難題？稍懂教育原理的人，當會知道塑造價值觀極其複雜，怎會像鬥爭論述所說那樣容易？肯按事實說理的人，當會明白在香港這樣的開放社會，市民對暴政的厭惡，又豈是教師或再隔一層的教師工會所能塑造的呢？
類似的政治鬥爭工程，其實早已到了不作任何掩飾的地步。像一年前的中學文憑試歷史科取消試題事件，考試方在上午舉行，造勢的輿論、教育局的跟進，便接連在午後出籠，組織和部署不惜斧鑿處處，為求的是所謂「震懾」的效果。這次簡直如出一轍。《新華社》等兩篇批鬥文章在7月31日凌晨發稿，經香港媒體報道後，教協的回應聲明和教育局的新聞公報，幾乎在當天下午同時發表。教協還在思量如何澄清批鬥時，教育局已在部署斷交，教協以在野之身，根本無權無勢，說理是必由之路，可是政治鬥爭不靠理性討論，他們遇着的是慣於造勢、濫權的對手。
鬥垮教協就是鬥垮一個幾近十萬教師會員的工會，當然是重要的政治任務，教育局中人可向極權主子邀功的。如果在《港區國安法》或其他刑事條例中鑽不到空子，教育局給教協扣上的政治帽子，也許已夠政權用於《職工會條例》上找蹅。空泛無據的政治批鬥，即使可以嚇退部份會員，教協的底子還是夠實力應付的，如能配合足夠的抗爭意志，香港公民社會這一血脈，可望還能傳承下去；教師或許一時受到震懾，在專業價值的穩固基礎上，終究還是可以復原的。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