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深秋，美國馬里蘭州的貝塞斯達國家醫療中心收治了一個從突尼斯轉送來的患白血病的特殊病人，他的名字叫法蘭茨.法農。這個名字在六十年代是用极端的暴力革命反西方殖民統治的象征，近來卻又頻頻出現在中國新左派的文章中。法農1925年出生在法屬殖民地馬地尼克島的一個黑人中產階級家庭。青年時期他在法國里昂大學學醫，但對社會政治和文化批判理論有濃厚的興趣，先后讀了黑格爾，馬克思，列宁和馬爾庫塞的書，加上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爾，海德格爾和薩特的作品。法農對自己的膚色十分敏感，對种族主義深惡痛絕。1953年法農到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醫院工作，在那里他和阿爾及利亞反法國殖民統治的組織發生了聯系，被法國當局驅逐。此后，法農找到設在突尼斯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的總部，加入了他們的斗爭。法農對阿爾及利亞民族獨立運動的貢獻是利用他的法國文化和教育背景，在國際上為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呼吁。1960年三月，法農被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任命為特別代表，出席各种國際會議。就在阿爾及利亞快要獲得獨立，法農的名聲和影響也蒸蒸日上時，他被查出患了白血病。他去蘇聯就醫，雖然他并不喜歡這個革命已經蛻化的國家。蘇聯醫生告訴他說他們無能為力，唯一有可能緩解病情的是美國的貝塞斯達醫療中心。在法農眼里，美國是個私刑犯和三K党的國家，出于本意法農是不愿意去的，但他的朋友設法幫他牽線搭橋，他也就半推半就地來到了馬里蘭。但他的癌症已屆晚期，在病榻上他完成了由法國哲學家薩特作序的代表作：《地球上不幸的人們》。1961年12月6日他死于貝塞斯達醫院。新獨立的阿爾及利亞政府將他的遺体接回國，舉行了隆重的國葬。法農對西方文明有著刻骨的憎恨，在他看來西方文明就是在嘴上高唱自由民主人權，卻一刻沒有停止過對非西方人的屠殺。他認為在反抗殖民主義的斗爭中，所有暴力的，殘忍的和恐怖的手段都是合理的，都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的另一個觀點是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必須同時革命和獨立，否則會被西方各個擊破。對獨立后的發展，法農有系統的主張，但他肚子里只有馬克思主義加上存在主義，這就決定了他的那套東西不會讓中國人感到新鮮。他主張一党制，這個党必須建立起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組織，但卻不直接參預管理，而是在一旁監督政府。這個党的一個主要任務是防止新的以國家干部和專業人士的身分出現的資產階級。他對城市十分厭惡，認為要保持革命精神，只有讓城里人定期下鄉，革命的領導人要象避免瘟疫一樣遠离城市，革命只有在村庄的打谷場上才能得到拯救。軍隊應該是一所大學校，要徹底政治化，為地方政府培養具有戰斗精神的干部。對群眾他主張要實行不間斷的政治教育，變殖民統治下的舊人為新人。新聞媒体必須向人們提供有利于國家建設和人民思想改造的內容，而不是什么都可以登。毫不奇怪的是，他的經濟政策是國有化，在他的想象中，一旦革命成功，實現了獨立，讓人民懂得現在是為自己而工作，他們就會煥發出沖天的干勁。法農為之奮斗的民族獨立已經成為歷史，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并沒有走他所指出的那條血淋淋的道路，倒是一些恐怖分子把他奉為理論大師。至于他為獨立后的第三世界所出的那些主意，中國人應該是記憶猶新的，這就是為什么一些新左派忽然對他發生興趣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