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映真的眼里，為世人所稱道的自由民主繁榮的台灣是一塊血腥的土地，暗無天日的地方。那麼，象他這樣的左派是如何具体批判台灣現實的呢？讓我們來看一個事例。 陳映真的《人間》雜志曾經報導過一個殺人案例。一個從山地原住民的青年，到城里打工，為工錢跟老板吵架時殺了兩個人。這個窮凶极惡的殺人犯在陳氏的眼中卻成了一個"很純洁的孩子，喜歡談吉他，唱歌，寫寫小歌詞，球打得特別好，這樣的年輕人，一到了台灣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到几個月，就成了兩尸兩命的殺人者"。因此，陳映真認為，應該審判的是這個社會，而不是罪犯。他甚至都不用殺人犯而是是用殺人者來稱呼這個凶手。《人間》不但大肆渲染這起殺人案背後的社會因素，還呼吁當局刀下留人。這就是台灣左派的社會批判。按照這种邏輯，任何罪犯都可以用某种"社會的原因"來為自己開脫，任何暴行都可以推到一個虛無飄渺的、所謂"社會責任"上去。真要照此辦理，一個社會恐怕連司法机构都沒有必要維持了。陳映真的這种社會批判并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就和過去共產党上台前把形形色色的社會問題都歸咎到社會制度上，從而提出一個"徹底解決"的烏托邦方案一樣，左派的所謂社會批判或社會問題研究從來就不會就事論事，他們也沒有腳踏實地解決具体問題的誠意。他們的真正意圖是利用這些社會問題推銷自己的主張，徹底否認現存制度。實際上，如果說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有一個終結的制度原因的話，那只有在左派知識分子所向往的按照某种理想方案建立起來的极權社會里。因為在這樣的社會里一切結果都是由某种人為的安排而來，因而一切改變都需要從制度和政策上著手。在陳映真的眼里，台灣社會的現實是以一种完全被扭曲了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罪犯不但無罪反而是受害者僅僅是這幅扭曲的現實畫中的一個細節而已。他認為台灣最大的社會矛盾根本不是台獨，緩獨和反台獨的問題，而是台灣工人階級和本地以及西方資本家的矛盾。听了這种這种海外奇譚，真讓人怀疑陳氏究竟是不是真的在台灣生活了數十年。關于大陸和台灣的未來，陳映真有這麼一番展望："台灣資本主義走下坡路了，沒有救了！台灣的貿易紅字全靠大陸，很多未來趨勢的研究者都認為，中國大陸在未來十年、二十年會有勢不可當的發展。不講馬克思主義，就是從資本主義的規律來說，台獨也沒有什麼前途了，是絕無前途"！讀著這些虛張聲勢的大話和恫嚇，人們恐怕只會認為"絕無前途"的恰恰是這些動不動就以歷史審判官的口气自說自話的新老左派。但陳映真畢竟沒有喪失起碼的現實感，他知道象他這樣的左派在台灣屬于极少數，因此他嘆息道：雖然前途一片光明，但："問題是眼前，是當下，人們不理解你。這是社會主義運動里常有的事情，除非你回到三十年代全世界一片紅旗"。原來，陳映真的理想社會是三十年代。那是一個什麼年代呢？那是一個無數老布爾什維克在莫斯科人頭落地，數百万農民在烏克蘭活活餓死，中共內部無數"忠誠戰士"在"AB團"、"托派"和"改組派"等形形色色的罪名下被中國共產党("我党")整得奄奄一息，死無葬身之地的年代。大約陳映真覺得自己沒有福气赶上那個轟轟烈烈的革命年代，對連文革時剃陰陽頭、戴高帽、摁住脖子大批判的滋味都沒有嘗過而遺憾，所以現在他只好跑到大陸，在和前文革干將的談笑聲中重溫"全世界一片紅旗"的昨日春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