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東京，一百多名雷爾教派的成員十九號舉行遊行，慶祝世界上第一個克隆人夏娃出生，如此同時，聲稱已經有兩名克隆嬰兒出生的複製公司發言人接受日本電台訪問時指出，第一個日本克隆嬰兒會在二十號出生。不過複製公司到目前仍未提出實際的證據，印證克隆人的存在。
國際間對克隆人是否實際存在有不同的爭議。但無可否認的是科學不斷將人類帶入不同的領域，克隆人的出現不再是天方夜譚，而我們真正要面對是克隆人為社會、法律，以至道德、倫理所帶來的衝突。
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曾經在耶魯大學從事基因研究的唐堂並不贊成複製人類，因為他看不出克隆人對社會的好處。唐堂指出，在一個成功的克隆個案背後，有更多的失敗個案，如果被複製的是人類，人類社會如何去對待這些克隆過程中失敗的個體，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面對國際社會質疑克隆人帶來的道德、倫理問題，與複製公司關係密切的雷爾運動台灣分會會長楊水木認為，科學的進步並不是法律或人類可以去遏止的，所以反對、甚至禁止複製人類並不能夠解決問題，
楊水木指出，克隆人的出現對社會是有好處的，起碼可以解決器官移殖出現的排斥問題。
但唐堂認為，取用複製人類的器官作為移殖用途要面對複製人在法律及社會上的定位；他說，幹細胞研究的其中一個重點也是要解決器官移殖的問題，所以不一定要以克隆人去提供移殖器官。
唐堂又提出，克隆人到底有沒有自己的人權？如果克隆人生病，是否也有權要求取用被複製者的器官？這些問題都值得深思。
支持克隆人研究的人士指出，克隆人為渴望有下一代的同性戀者及不孕夫婦帶來曙光。因為克隆人在試管嬰兒、精子銀行、卵子捐贈，以及冷凍胚胎外，為這些人提供另一個選擇，而且這個選擇可以避開了細胞發育中產生基因不正常的可能，而女同性戀者更可以一方提供卵子，一方提供基因，在實驗室中培育出兩個人的下一代。
另外，一個家族或族群，尤其是弱勢族群在瀕臨毀滅的時候，就可以通過複製的方式來達到自我保存的目的，也可以複製一些有特殊才能的人，如愛因斯坦、馬友友、卓別林等，這樣可以大大提高人類的成就。
不過唐堂指出，目前自然界其實也有複製人，同卵雙胞胎就是有相同的遺傳基因的兩個獨立個體，但事實上雙胞胎有各自的人格、思想、意志，所以才能是否完全由基因控制，還是一個疑問。而克隆人也會帶來親屬關係以及道德的混亂，隨之而來還有很多法律、倫理的問題，唐堂舉了一個這樣的例子。
某甲在三十歲生了一個兒子，五十歲時在墜機意外中口世，家人利用基因複製一個甲，二十歲的兒子要照顧剛出生的爸爸，餵奶、換尿布，帶他上幼稚園。
但問題是，兒子要如何稱呼複製出來的甲？這個克隆人的法律地位又如何？原來甲的遺產要如何去分配？這些都是難於解決的問題。
唐堂又舉例指出，在一宗強姦殺人案中，現場遺留的證物只有血液及精液樣本，在DNA鑒證後，發現同時與被複製者及克隆人相同，要怎樣才能斷定誰是犯案者？
唐堂指出，克隆人帶來最重要的問題是克隆過程中不免有失敗的個案，如何去對待一失敗的複製成品是人類要面對的。
在科學的發展、人類對延長生命的渴求與道德、倫理的兩難之間，是不是有其他的出路？下一集，我們再探討。(桑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