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對中共外交的影響，最為轟動的是所謂“紅場事件”。“紅場事件”發生於1967年一月。當時有一批中國在法國和芬蘭的留學生途徑蘇聯回國參加文革。當他們經過莫斯科時，決定用去紅場瞻仰列寧墓的方式向蘇聯修正主義作鬥爭。他們的計劃是以瞻仰列寧墓為名，同時向被蘇聯否定的斯大林獻花圈，還要在紅場朗讀毛澤東語錄，在世界修正主義的心臟宣傳毛澤東思想。中國留學生把這次行動看作是一次重大政治鬥爭和國際鬥爭，向中共駐莫斯科大使館作了報告，大使館向外交部請示後很快得到了批準。因此這個自發的學生行動實際上有中共官方的背景。
一月25日下午，留學生從使館向紅場出發。這時蘇聯官方已經得到中共大使館的通報。他們預感到這批中共海外紅衛兵來者不善，於是派出軍警趕到紅場，準備制止他們的鬧事。當中共留學生到達後，蘇聯軍警很禮貌地由一名少校將他們引入紅場，並安排他們插進排隊等候的人流中。中共留學生帶了兩個花圈要獻給列寧，還帶了獻給斯大林的花圈。蘇聯警方根據規定，不讓中共留學生把給斯大林的花圈抬進列寧墓，而是放在陵墓一側的小道上。
中共留學生向列寧墓獻完花圈後，並沒有象其他人那樣離開，而是按照他們的計劃朗讀毛澤東語錄和唱國際歌。一個學生走出隊列喊道：“請打開毛主席語錄，翻到某某頁”，所有中共留學生都跟著念了起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
看到這一幕，兩個蘇聯軍警上來把那個領讀的學生架走，同時向中共留學生重申規定“紅場是嚴肅的地方，不要大聲喧嘩”，要他們立刻離開。但中共使館的領隊和翻譯卻不同意，和蘇聯軍警爭論。這時另一個中國學生上前又開始領讀了兩段完全直接針對當時蘇聯領導人的毛澤東語錄，說他們是反動派，阻撓歷史車輪前進，還說斯大林是中共革命的忠誠朋友，任何人的挑撥離間都是沒有用處的。面對中共留學生的無理挑舋和有計劃有預謀的企圖佔據列寧墓和紅場宣傳文革的行動，蘇聯軍警不得不關上列寧墓的門，並將他們驅散。
因為中共留學生拒不離開，在行動過程中很多中國學生受傷。當學生乘坐的汽車經過市區時，他們還打開車窗，高喊打倒蘇聯修正主義的口號。第二天，這批在蘇聯首都紅場鬧事的中共學生就被蘇聯方面用摩托車和警車護送前往火車站和飛機場，將他們禮送出境。中共大使館給每個學生胸前戴上大紅花，當成國際鬥爭的英雄。在車站，中共留學生在外國記者面前不顧蘇聯警察的制止，大聲朗誦毛澤東語錄，唱國際歌，指名道姓地高喊打倒蘇聯領導人的口號。
在中國國內，周恩來向這批鬧事學生們致電慰問，外交部照會蘇聯政府，向他們鎮壓中國學生的“法西斯暴行”提出最強烈抗議，說“蘇聯人民一定會起來造修正主義頭子的反，罷他們的官，奪他們的權，粉碎修正主義的統治”。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謾罵蘇聯領導人是“骯臟的修正主義豬玀”。
紅場事件發生後，在一些國家的中共留學生和其他人員中間發生了廣泛影響。在蒙古，中共外交機構和文化交流機構在華僑學生中廣泛散發毛澤東小紅書而引起蒙方反感，加上一些華僑學生被懷疑在蒙古領導人的畫像上塗鴉、不服從蒙方制定的規章制度等等，蒙方在1967年五月宣布三名華僑教師為不受歡迎的人，將他們驅逐出境。中共華僑學生要求在歡送這三個人回國的儀式上要朗讀毛澤東語錄，要唱國際歌，要高喊和修正主義鬥爭的口號。
這在當時被稱為“三要”，成為中共留學生對毛澤東忠不忠、對文革擁護不擁護的試金石。中共駐蒙古代辦生怕出事，向國內緊急請示多次，要求免去這“三要”，但國內不同意。蒙古方面獲悉後，向中共使館提出不準華僑學生在公開場合舉行“三要”，但這些學生一意孤行。結果，在烏蘭巴托車站中共學生在舉行“三要”時被蒙古警方沖散，有些人受傷。中共方面向蒙古提出“最強烈抗議”，稱蒙古為“小修正主義”，中國國內反蒙情緒高漲，導致了一起嚴重事件。
8月9日，蒙古大使的汽車在北京，光天化日之下被所謂憤怒的群眾焚燒，理由是司機開車時壓上了一張印有毛澤東像的海報。當時在車內的蒙古大使夫人和另外兩名外交官嚇得躲進友誼商店求救，司機被揪出汽車批鬥，向毛澤東象請罪，還被迫在自己國家的國旗上踐踏。
使今天的人們難以理解的是，中共外交部事後竟然還就印有毛澤東像的海報被被汽車壓過一事向蒙古方面提出最強烈抗議，說這是猖狂的反華行為。面對中共方面的毫無理性，蒙古政府的處理非常得體，在向中共提出抗議和撤回大使的同時，它並沒有煽動反華情緒，而是向一些中共的所謂盟友如羅馬尼亞和越南等國在蒙古的使館介紹情況，並要他們去轉告中共使館，不要擔心被蒙古群眾所襲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