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二十一週年前夕,當年曾是天安門廣場總指揮的柴玲,在美國維珍尼亞州的瀑布教堂參加悼念六四亡靈的活動。今年四月受洗信教的柴玲表示,信仰令她更走出六四事件的夢魘和十幾年來面對輿論和媒體的批評。
現年44歲,身為三個女兒的媽媽,柴玲最近把保障人權的意念和精力投放在剛成立的非牟利公益團體“女孩也要”(All Girls Allowed),以促進在大陸的婦女和女孩的權益。她準備透過資助國內的團體和向被一胎化政策迫害的婦女提供法律援助,並推行公眾教育改變民眾和計劃生 育的官員重男輕女的思想,希望大家能尊重並保護女孩的生存的權利。
柴玲說:「這個最直接的觸動是我去年十一月份的時候到國會作證。我以為我當時對中國比較了解,那個時候才知道計劃生育還在繼續進行。我那時幫他們作翻譯, 後來我聽到吳娟的證詞的時候,我是內心受到特別大的震動,她是一個懷孕七個月的媽媽。她藏起來了,後來她父親被毒打,然後計生官員說你要是不再出來把孩子 交出去的話,那你父親會沒命。」
柴玲說,吳娟後來被抓到了。一下子被拉到產房裡面,見到一大堆婦女放到墮胎的地方,在地上打滾,吳娟的證詞令人特別難過。
「打了一針孩子就不動了,三針之後,她的腿被分開了,這樣進去里把她的孩子拿出來。那個時刻她的痛苦跟我的痛苦連在一起。她的無助感令我想起在六月八日晚上最後一刻--特別很清楚的震動我。」
談到六四事件,柴玲強調當年引起了爭議的一段錄音,是她主動要求錄下的“遺言”,並非接受記者Phillip Cunningham的採訪。柴玲表示當時想到可能沒有時間寫下,如被送到納粹集中營的猶太少女安妮.法蘭卡(Anne Frank)的日記,遂以錄音代筆。她指當時是透過翻譯與Cunningham對話,可能是翻譯有誤或該記者不懂中文而引起誤會,但原本的錄音已經遺失, 現已無法考證。
柴玲說:「首先這個帶的剪接過程中就是很斷章取義的,本來說我要求生是另外一個事情,是針對說你甘不甘心說被殘暴的,當然是不甘心的。我們在中國成長的過 程中,那時候總是說像雷鋒啊,像劉胡蘭啊,都是很崇拜英雄啊,但我從來不明白他們為什麼他們要犧牲,犧牲之前他們是怎樣感覺的。所以我在想。但是因為當時 我是很有信心的,所以我說很快我要出去,可以從事更危險的事情,所以更信任他人,也沒用想到會被人誤會。」
柴玲說:「那個帶子出來有五、六年也沒用人記得,早就被披露出來也沒用什麼特別的,也沒用提過有什麼問題,只有在紀錄片出來被這樣扭曲了以後,那才有這樣 的問題。因為當時大家都知道我堅持到六月四日的早上,而且有照片為證。而且在六月八日最危險的時候看到袁木說天安門沒用死人的時候, 我說:『我是柴玲,我還活着,我是天安門廣場的總指揮。』」
因為不滿被紀錄片「天安門」醜化為「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的「走佬學生領袖」,柴玲在2007年5月控告「天安門」製作公司Long Bow Group涉嫌誹謗和侵犯商標權。受洗後的柴玲學會了寬恕,原意拋棄前嫌,已經在約兩、三周前撤訴。
柴玲說:「我突然意識到以前,近十五、六年來的這些的誹謗和抵毀造了這麼大的傷害,對我個人還有這運動就是蒙羞。我尤其最痛苦的是天安門的那些母親們、受 害者都覺得他們是白死的,就是天安門學生要為六四屠殺負責……所以當時覺得特別有一種歷史的任務和義務把這些歷史的真實、證據還清,把公正找回來。所以等 了這麼多年用法律的方法、方式,把事實、真實找出來,這個人,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機構?但是我最近通過這件事的發展,我覺得真的想主所說的那樣:信任在 我,公正在我。所以我想我覺得主已經為我伸張正義,我為什麼還要用世人的方式去做下去?後來我們就主動的提出了撤訴。」

流亡美國的柴玲在1993年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學位,1998年獲哈佛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創立了高校教育軟件公司Jenzabar Inc(「尖子班」)。經過十幾年的打拼,她把事業搞的有聲有色。但她坦然創業的路充滿崎嶇。
柴玲說:「我第二天就飛到波士頓來在一所資訊公司工作。原來那個資訊公司呢,他們又是害怕中國,要我改名字什麼的。其實也不是一個很愉快的過程。那我就覺 得是一般的……就是讓人覺得逼迫的放棄了一些理念什麼的。不是很愉快的事情。後來我就去了商學院,完了找了一個銀行的工作。但是他們也是同樣的原因,因為 要跟中國建立生意,不太敢給我一個工作。當時心裡特別受傷。那個時候特別願意建立一個公司有這個自由。所以那個時候每天就是黑夜白天都在做建公司。確實是 說窮山惡水。就是前面沒有路了只好衝出一條路來,後來建了公司,一步一步的慢慢走出來。建公司是非常辛苦的。」
有鑒于較早前的中美人權對話和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之行均沒有取得實質的推動中國人權的成果,柴玲指出美方不應該因為中國強大的經濟力量而對人權議題妥協。
柴玲說:「前陣子奧巴馬去中國就是什麼也沒敢喊,什麼就沒有得到。其實美國這種就是全盤認輸或者是全盤妥協的這個方式,她應該知道就是說,當她把美國最優 秀的這個東西放棄的時候就沒有力量了。她最優秀的就是American goodness,美國的正義感,美國的那種公義,美國的普世人權。他們建國的方針,如果把這個丟下的話,那麼美國就是一個沒有力量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