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在29年前，把每年的5月3日訂為「世界新聞自由日」；諷刺的是，原訂在這一天公布結果的「人權新聞獎」，卻在一周前被主辦方香港外國記者會以「不想誤墮法網」為由緊急煞停，再為香港新聞自由敲響喪鐘。過去一年間，在高壓底下，香港敢言媒體紛紛倒下。有香港新聞工作者失去自由，大批香港記者相繼失業、轉行或移民；也有人選擇到海外重整旗鼓，繼續為香港發聲。這一集，我們先來傾聽幾位香港新聞工作者的故事。在職業生涯的分叉路上，他們如何作出選擇？
「來了三個月，我現在幫市議會做外判交通督導員，負責抄牌，做了一個月左右。」前《明報》突發組記者梁銘康年初移居英國曼徹斯特後，放下拿了六年多的相機，轉而穿起制服、拿起對講機，成為一名交通督導員，專責向違例泊車者發告票。
當記者成了交通督導員
和過去六年緊張刺激的記者生涯相比，這一份相對輕鬆的工作讓他感受到巨大落差。 「工作不難，薪水不差，但就覺得工作沒甚麼意義，和以前的生活比較是完全沒有意義，連帶覺得人生沒有甚麼目標，到了一個barely holding together的狀態。每天起來都不知道是為了甚麼。」
從2019年「反送中運動」開始，梁銘康就一直拿著相機，在新聞前線追趕跑跳，捕捉第一時間的新聞鏡頭，也親身感受到港府如何藉棍棒和武力打壓新聞自由。防毒面罩、頭盔，成為他不可或缺的開工裝備。
到《港區國安法》於2020年生效，他見證港府如何高舉《國安法》和「煽動罪」等法律武器，刀不血刃地把香港一個個敢言媒體「凌遲處死」。在《蘋果日報》關停前的最後一夜，他和大批香港記者在蘋果大樓留守，見證編採人員堅持印刷出最後一份《蘋果日報》，他們與大批港人在雨中痛別陪伴這位陪伴了大家26載的「老朋友」，走完最後一哩路。
出走的理由
包括創辦人黎智英在內的七名壹傳媒集團及《蘋果日報》高層相繼被捕，被控以《港區國安法》下的「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其後再被加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同年年底，《立場新聞》六名高層及前高層同樣被當局以「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拘捕，促使《立場新聞》即日下午宣布停止運作。事隔數日，香港《眾新聞》也宣布停運。
短短半年間，三家香港敢言傳媒相繼倒下，新聞工作者被定義不清的《國安法》和「煽動罪」拘捕扣押，也在其他港媒中產生寒蟬效應，相繼「溫馨提醒」記者下筆時要注意避險。梁銘康發現，自己已不能在這樣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新聞工作。
梁銘康：我所知道的是，有報館召集所有負責寫文章的記者，「提醒」他們要「專業持平」。我看不到有任何機會，我們可以用2019年前的新聞自由標準去做這一份工作，最終我都是要轉行。既然這樣，不如趁我未到30歲、有BNO，到一個自由度較大的地方轉行。
放不下的新聞理想
抵達英國後，他馬不停蹄找房子、找工作。當一切安頓下來，他反而不能安心。
梁銘康：就是安頓好以後，我開始進入一個比較抑鬱的狀態，沒想到來這邊後，情緒狀態比在香港時還要差。感覺無法和香港切割，比如早前明愛醫院把疑似確診者放在急症室門口，我就會想該怎麼拍。比如昨天銀行劫案，我又會想如果我去採訪的話，我會怎麼拍，好像還有很多留戀在香港。我會形容是無法抽離，你完全變成一個旁觀者了，但你還會不斷想，如果你在採訪現場，你會怎麼做？
本來已打算移民後轉行，不再做記者，卻發現自己始終放不下新聞理想。梁銘康總想起前上司跟他說過，一個記者在入行五、六年後，才會真正理解自己在做甚麼。然而在這個里程碑到臨之際，他卻被迫離開香港和鍾愛的新聞行業。
在一份無法割捨的記者本能下，他近日以特約記者身份撰寫移英港人故事，亦以在英國重投新聞行業為目標，計劃考取駕騎執照、磨煉英語和攻讀學士學位裝備自己。即使深知路難行，他仍願意一試。
然而對於香港新聞界的未來，他不敢樂觀。
梁銘康：可以預視的是情況會繼續差下去，現在港府都已經在討論基本法23條立法，還有《假新聞法》。可以預視的結果就是香港會像現在中國的新聞傳媒業情況一樣，很多東西不能報導，或者報導後會有後果。當香港情況慢慢比現在更衰落 ，我估計會有更多同行移民。
留下來的人
不過，仍然有很多香港記者堅持留下。
去年12月29日，《立場新聞》在高層被捕、資產被凍結後即日宣布停運。當晚在辦公室關燈的，是記者林彥邦。
林彥邦：有種「要完了」的感覺，雖說是意料之內，但原來當事情真的發生時……當晚我們大家都不願離開，你知道過了那一天，一切都不一樣了。是留戀，但你也知道留戀沒有用，你留戀也留不住。
十幾年記者生涯一夜終結，記者身份也被硬生生奪走，他頓覺生活失去重心。
林彥邦：開初那幾天，會覺得自己十幾年來作為一個職業記者的身份和生活模式被剝奪了。它早已不單純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但突然之間，你發現自己這種生活方式沒有了，它完全消失了，這種感覺很難受。
失去記者的身份固讓他感到生活無法適應，他更無法適應的，是失去《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後，香港社會陷入一片死寂，真正重要的新聞隱沒於主流媒體鋪天蓋地的官方消息中。
最震動他的一次，是今年三月香港疫情大規模爆發期間，港府在落馬洲邊境興建「方艙醫院」，並在香港和深圳之間興建了一座「臨時橋」，讓中國工程人員及物資直達香港工地。時任香港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動用《緊急法》，豁免工地範圍內的工程人員及物資，不受香港法例規管。
林彥邦：好大件事喎！香港和深圳之間突然多咗一條橋喎！而且有治外法權，不受香港法律規管。為甚麼會這樣？為甚麼沒有人關心這個新聞？我想了很久，於是就自己寫了。我發現原來只要有人提，有人說，大家會意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性。我就想，其實世界需要這樣的資訊。我希望自己即使能做的不多，也能夠做一點點，提醒大家香港發生了甚麼。
「一人自媒體」 記錄香港「消亡史」
於是，從半個月前開始，林彥邦毅然成立一人自媒體「ReNews」。平台介紹說，這是「解構新聞、前因後果、當中脈絡，由失業前記者創立的一人新聞平台」。林彥邦說，平台取名為「ReNews」，是希望從氾濫的資訊中抽絲剝繭，把重要新聞重新演繹，讓讀者知道如何去理解，同時希望為香港「消亡史」記上一筆。
林彥邦：如果大家經常說「香港死了」、「香港正在死亡」，或者「香港已經死了」，你作為一個在這裡生活的人，你應該要知道她是怎麼死的，過程是怎樣。而不是單單說一句，「冇得救架啦！都唔會有咩改變架啦！」即使你無法改變，起碼你也知道，不要讓她在你眼皮下急劇變壞，而你卻毫無察覺。我不想這樣。
平台推出短短十幾天，臉書上已有超過25000人追踪；內容涵蓋人物專訪、即時新聞、法庭消息，乃至文化評論，所有內容及配圖，都由林彥邦一手包辦。為了讓平台持續運作，他幾乎沒有休息時間。在接受本台訪問的當下，他同時還在忙著製作日圓貶值新聞的配圖。
平台現時未設付費專區，所有內容免費閱讀，讀者亦可自由選擇付費訂閱支持。林彥邦說，在現時政治環境下，不肯定平台可以營運多久，所以沒有刻意尋找營利模式。現時靠讀者捐款加上自己的積蓄，估計仍可支持一段時間。
雖然經營「一人自媒體」這條路艱難，林彥邦卻並沒有想過要找人一起做。他苦笑說，一是沒有錢請人，二是不想其他人和他一同走這條「不歸路」。一人自媒體，一切責任自負，他反倒覺得輕鬆。
林彥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自己一個人做，所有事情都是我自己問責自負。當我不需要顧慮其他人，即使出事了，都是我自己的事，我其實是輕鬆舒服很多。我不用怕自己寫了一篇很危險的文章，結果我上司要坐牢。不用想了，如果出甚麼事，就我自己承擔吧。雖然好像很扭曲，但我覺得我們現在身處一個扭曲的時代，我們唯有用扭曲的方法去思考。
對於政治風險，他表示自己不會「故意撞牆」，不會去寫必然會召致牢獄之災的題材，但他亦不會在政治「紅線」下緣木求魚，刻意尋求絕對的「安全地帶」。他說 「一係就唔做，要做就唔好怕。」
香港記者的抉擇
在大時代下，林彥邦形容，所有香港記者都面對去與留的兩難。而他果斷選擇留下，只是希望能繼續在地感受這座城市的溫度和觸感，並將其傾注筆鋒。他已有心理準備，或要為此承擔後果。
林彥邦：我們面對一個兩難的選項，要不你就留在香港面對那些紅線，一定有些東西不能寫。你總會有恐懼，擔心你寫了某些東西，會帶來某些後果，甚至最終你可能要坐牢。要不你去一個完全自由的地方，擁抱自由的空間，但你就會失去溫度和觸感，你只能夠二擇其一。兩個其實都不好，但你就要選擇。我給自己的選擇就是留下，我想要親身去感受，同一時間我就接受可能會出現的後果。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SF）最新公布的2022 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排名從第80位急跌至第148位，排在菲律賓（147位）和土耳其（149位）中間。無國界記者組織又點名提到《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被強行關閉，造成近 860名新聞工作者失業，部分小型媒體亦因法律風險中止業務。
「他們一下子湧出去，市場完全沒有足夠空缺容納他們，很難得才有部分傳媒願意收留一些人。」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是前《立場新聞》副採訪主任。 《立場新聞》停運後，他一度短暫失業，其後經同行介紹，加入由前《蘋果日報》記者開設的網上媒體「Channel C HK」。
他接受本台訪問時表示，現時工作著重民生議題，和昔日工作內容大有不同，但他理解在香港「新形勢」下，這是必要的轉變。他表示，自己可以繼續從事新聞工作，已屬少數幸運兒。其他同行「被失業」後若想重投新聞行業，均面對不同困難。
以《蘋果日報》為例，過去在業內一向以「人工高、福利好」見稱。 《蘋果日報》關閉後，報社資深記者很難在市場上找到能提供相應待遇的新聞工作崗位。相較之下，年輕記者則較有彈性轉投其他新聞機構，但部分年輕記者或習慣自由的工作環境，轉投其他傳媒機構後或有期望落差，大批記者因而轉行，造成轉重流失問題。
以《立場新聞》為例，陳朗昇表示，只有約三分一記者能重操故業，包括以兼職或特約形式繼續報導的記者。 「有些同事開網上服裝店，在網上賣衣服；有些繼續做一些影像或攝影工作，但和新聞無關，有些就去做撰稿員。」
香港記者協會為失業記者提供的支援，包括發布招聘資訊、發放市民捐贈的購物券及失業救濟金。然而不少記者放下筆桿後，選擇靠自己雙手糊口，在餐廳做待應、在麥當勞做收銀員、做的士司機、做公關等。
陳朗昇說，有能力移民的記者，也很難在海外加入當地傳媒，而海外華文媒體亦更傾向於選用中國人或台灣人，使香港記者在海外重拾筆桿的機會少之又少。
當香港本地的新聞空間愈來愈小，有香港記者、傳媒人和評論員就選擇在海外自立門戶，繼續為香港發聲。下一集，我們繼續傾聽香港記者的故事。
記者：呂熙（倫敦） 責編：畢子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