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重慶副市長王立軍上月初走入成都美領館的一刻開始，中國的政治形勢開始產生變數，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政治命運變得陰晴不定，而由他主導的重慶模式更從道德高位上一夜崩塌。
回顧重慶模式，它從誕生之始已經備受各方關注，對它的批評與讚揚之聲從沒有停止。支持者稱重慶模式是中國發展強國的必走之路，反對者則堅稱它會為中國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兩大陣型持續展開罵戰，並將對方貶為漢奸、遺毒，不過在一片嘹亮宏壯的紅歌中，重慶模式依然我行我素。一方面，重慶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但文強案、李莊案等卻不斷衝擊著公眾的視野。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被認為是左派學者，被指是重慶模式的“推手”。去年初，他以主要作者身份出版了《重慶模式》一書，首次對這種思潮進行探索，書中有不少地方對重慶模式進行了肯定。而其時，全國的向左之風甚有越吹越烈之勢。
當記者採訪楊帆，他堅持認為，重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績。
楊帆：“這個事情出了以後，右派主要是幸災樂禍，或者把重慶的做法全部否定，我認為是不對的，因為重慶的發展是十年以來我們國家的整個戰略，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都很快，社會也很穩定。我到現在都還認為它的工作做得還是不錯的。”
楊帆說，重慶模式對調整中國經濟有推動意義，比如強調民生、強調政府加強市場干預、加強黨政幹部質素、還有促進農民進城等措施，對中國的發展有利，而“唱紅打黑”作為達到這些目標所採用的一種手段也有其合理性。
楊帆：“唱紅和打黑是最有爭論的，其它的還有一些爭議不太大的，比如說這個民生、強政府加強市場、再有就是對黨政幹部的要求非常高。我支持它主要是支持後幾個，還有就是比如促進農民進城。它的戰略是符合中國整個的經濟調整的，對全中國也有一個推動的意義。我原來對‘唱紅打黑’也是從積極上面是理解的。‘唱紅’主要是製造一個話語權，它是在思想上宣傳一個革命傳統，給幹部和黨員樹立一個榜樣，讓他們好好工作，這個也是正確的；對‘打黑’呢，你要是法律講得太多了，特別是這種無罪推論的原則，有時候就抓不出來。當然這個過程中肯定是有一些錯的，應該進行一個複查，如果搞錯了應該給人糾正。”
但楊帆提到，在去年，重慶模式開始誤入歧途，整體出現往極左方向挺進情勢，結果引起了全國的恐慌，有人擔憂重慶模式會為中國帶來一場新的文化大革命。
楊帆：“後來在去年重慶犯了左傾的錯誤，而且被北京的這些極左派的理論家們、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所利用，所以在去年起了不好的作用，引起了全國的擔心，也引起了我們黨中央的擔心，所以才有後來的除了那些事情。當然自由派方面就認為，就是‘唱紅打黑’目的是破壞法制，把首富、民營企業家發大財的那些人，全作為黑社會捉起來，而且沒收他們資產，完了去補貼窮人，用這個辦法來贏得窮人的支持。但是對官僚資本、壟斷資本、權貴資本並沒有去搞。這個情況究竟是不是這麼一回事，我沒有完全接受，但是去年下半年確實在全國引起了恐慌。”
楊帆說，從那時開始，他就不斷對重慶模式提出警告，建議要推行民主法制。
楊帆：“我出那本書是肯定了它前幾年的工作。工作的過程中有左傾的指導思想，發展下去當然是不可以的，所以我去年就要很多批評，一直建議它要推行民主法制。”
現在，隨著近期政局的變化，各界開始對重慶模式重新作出評價，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楊帆說，王立軍出事也是一件好事。
楊帆：“去年我的那些作品、朋友都沖昏了頭、亢奮得很。不能把重慶發展在一定階段上的做法和指導思想像更錯誤的方向發展，所以王立軍出事我覺得出了也是件好事。”
不過，右派的聲音則認為，重慶模式並不是照亮中國未來的明燈。
湘潭大學副教授李開盛是這個觀點的其中一名支持者。李開盛說，重慶模式中的其中一些做法，確實在社會上取得了比較令人滿意的成果，但歸根到底，它走的始終是一條人治而不是法治的道路。
李開盛：“這個‘打黑’也好，公租房模式也好，本身來講有它可取得地方，但可能就是它這些事情的手段，他更多的還是人治的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法治的手段，即使它當時能夠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其實我覺得它對長遠來講，對整個中國的治理它實際上還是有負面的作用。”
李開盛說，特別是重慶模式中“唱紅”的部分，其本質就是要對人民的意識形態進行控制，這點絕對是應該予以否定的。
李開盛：“‘唱紅’這一塊首先要把它剔出來。它唱紅跟其它的不太一樣，‘唱紅’它是一種，對這種意識形態領域或者精神文化領域的一種阻擋或者說一種控制。我覺得這點毫無疑問是不對的，是應該否定的。”
正如王立軍一夜間從“打黑英雄”變成“精神高度緊張”，重慶模式現時也從之前當紅的指導精神，淪為一場尷尬的政治秀，但未來重慶模式是否會再捲土重來呢？李開盛表示，就目前百姓的認知以及當局的考量分析，這種可能性完全不能排除。
李開盛：“就從一個具體的個案來講，它可能因為王立軍事件，因為薄熙來本人的政治命運，它肯定會受到影響，但是我覺得它背後的那種思潮，通過這種特別是政府的、甚至是一個強勢官員的努力，來追求這種所謂平等、共富這些觀念，這種思潮我覺得在中國現在，並沒有這種破產的跡象。相對來說它還是很多普通老百姓，他比較認同的東西。他不會很仔細地區分人治和法治，他就覺得只要哪個官員、哪個領導人，能夠給我帶來一些實際性的好處，能夠改善治安、能夠提高大家都生活水平，他就覺得好。他不會考慮到從長遠的角度來講，這個法治的秩序不建立，領導人他一個可以做善，另外一個可以行惡。所以這種思潮有這樣的一種社會基礎在，我相信其它的這種類似於重慶模式的這種東西，它這種重新出現的可能性還是完全不能夠排除的。”
李開盛說，在欠缺健全法治的前提下，左翼模式或許能在短期內為中國帶來眼前利益，但對長遠發展卻會造成損害。相較之下，李開盛認為廣東模式更能闖出個未來，不過他指，目前廣東模式仍然只在部分知識分子中較被接受，普通百姓關心的更多還是個人利益，故此他看不到廣東模式在短期內被全面推廣的趨勢。
“廣東模式它講究這種社會的自治、對法治的尊重，這些方面來講應該說是符合中國的一個大的發展方向的，應該說是中國長遠發展來講一種比較好的選擇。當然我們也看到現在這種模式現在確實比較多的是存在知識分子中間。當然放在中國特點的這種環境之下，它目前能不能夠得到以後進一步的推廣，或者是被更高層的一個認可，這個坦白來講我覺得目前還看不到一個很明確的趨勢。”
李開盛承認，中國百姓的民主素質仍有待提高，但他強調，這一點絕對不應該成為阻擋民主進程的借口。相反，當局更應加強公民教育，為廣東模式打好社會基礎。
“中國的一個群眾的現狀，底層的層面，它的這種認識、它的這種感受，可能坦白地講，就包括我們現在講公民教育的缺失、社會層面的覺醒，還沒有達到這樣一種地步，或者說還有待繼續去通過這種公民教育、啟蒙的方式去推動，才能夠為廣東模式未來的生存基礎提供一個更大的社會支撐。但是我們現在不是說以這種現狀作為一個借口來拖延這種邁向民主法制的進程，而是說應該在這方面更加去加強、去推動。”
重慶模式在短短幾年間經歷了多次浮沉起伏，在這一刻，當我們對他進行系統的分析，目的並不是要為它蓋上紅與黑、對或錯的定論，更大的意義在於透過公開探討，為中國探索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