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的對話，聽眾聽了，可能會覺得惡心，不安，不可置信。但他的經歷，卻是一個大陸維權人士，需要坐輪椅的重度傷殘人士的遭遇，他是權利運動的胡軍。他說：“綑繩子，把我從北京綑回來，戴上黑頭套，然後就用膠袋，直接用繩子綑得硬硬的，送上火車。”
有過“綑繩子”經歷之後，胡軍才知道，那是酷刑的一種。他說：“就是拿尼龍繩，把手腕夾起來，那就把手的血脈給你斷掉。兩手的疼痛，只有承受過這種酷刑的才知道，很難受，而且非常長時間。我當時直接被拉上火車，上火車，從10點開始綑上，開到西安，才解開。”
對待一個傷殘人士，公安並不會留有情面。他說：“當時他們給我解開繩子，並不是他們啥的，而是因為綑上繩子，大小便失禁了，臥舖車廂裡，那個味道很難聞，他們沒有辦法，把繩子解開，我把衣服換了，褲子換了。對一個高位疾殘的人，他們都這樣酷刑。”
胡軍，受到當局的不人道對待，更加死了心。他說，加害者的內心，也相當害怕。他說： “你想，他們自己心裡也非常害怕，當時在我跟前的人，一直否認是他們綑的，他們說是別人綑的，一個說是公安綑的。”
做出酷刑前，更是先要將胡軍的頭蒙起來，胡軍說，這顯示了施暴者恐懼，不想讓人知道，是誰幹的。他說： “監獄的兩人在旁邊說，我們絕對不會綑你。是公安廳幹的事情，他把這事推到公安廳，那我說，公安廳的人他們早下車了，你想他們幹這種事情，他們要打頭給蒙起來。他們不敢說‘就是我綑的’，他們的內心恐懼害怕。”
記者問，對一個傷殘人士，可以這樣嗎？胡軍回答：“如果說我講的事不是真的，一個坐在輪椅上的人，他沒有受過綑繩子的酷刑，他可以說得出來嗎。他就是拿細的尼龍繩，把你的手綑起來，他們有一種專業。當時，我痛得就說，‘我的手沒了！我的手沒了！’他們就給我的嘴用膠帶纏起來，邊說，你放心，我們這都是專家綑繩子，不會把你的手（殘了），你的手沒事。”
當時，胡軍就在北京被截返原居住地的火車上，雙手因長時間失血，已經失去感覺。他說：“你想，沒有受過這種事，你不可能說出來。當你把繩子綑起來，五花大綁，戴上黑頭套，你是一個高位殘疾的人，下身是不能夠動的，人的腦袋就窩在裡頭，那時候天氣非常熱，身上在冒汗，又套了個套子，透不過氣，手又痛。那是甚麼一個滋味，兩個手就覺得不是自己的，覺得兩個手是被齊齊地砍掉了，給剁掉了。”
在2008年底，胡軍以一個過來人的遭遇，加入了權利運動，成為其中一名幕後的義工，功臣。將自己，他人，其它上訪人士的遭遇，向外發放。今時今日，權利運動的義工，遍佈各個省份。
他說：“我是從獄裡出來以後，（加入）權利運動，已經成立了四個月，算是08年初，我是出來以後直接接這個事情，義工，就是全國每個城市都有，幾乎每個省都有，北京的比例，北京地區要重一點，人比較多一點。”
張建平，權利運動的另一名幕後的義工，同樣是需坐輪椅﹐對本台講，運動得以壯大，就是因為彼此同心，都是訪民過來人，訪民信任他們。他說： “我們權利運動，實際上是08年的10月開始，秉持原來六四天網的理念，我們踏踏實實地做小事情，實實在在地為訪民做一些事情，來關住一下在最最低層的，無權無勢的。”
張建平說，大陸有如一個消音器，訪民的聲音發不出來，才有了他們的存在。他說： “在中國大陸，她(當局)等於是一個很大的消音器，為了和諧，都要消除各種各樣真實的聲音。在做的當中，因為我們本身是訪民，原來就是訪民，我們會用心去做。我們了解這個群體，我們在做的當中，會用心去交流，我們融洽，有天然的信任。”
記者：你們是如何一步一步走過來？
胡軍：進入網絡與訊息時代，工具發生了變化，相對在中共這個環境，外面不了解中國的現狀，通過圖片、文字，記錄中國人的生存狀態。
記者：權利運動，這個名字是甚麼來的呢？
張建平：當時我們在做的時候，也在想，我們要成立一個網絡上的平臺，給自己去一個甚麼名字呢？我們追求的是一個平度的社會，所以我們的圖標，就是一個平衡線，加上一個紅色的，血猩的叉，就是我們權利運動的圖標，我們希望用最微不足道的聲音，大家的一個力量，聚起來，要改變。
無獨有偶，胡軍與張建平兩人身殘志不殘，正如六四受害者，北京的齊志勇一樣，殘障反而令他們鐵了心。張建平說，家，電腦，訪民間的信任，成為了他們抗爭的動力。他說： “主要還是基於一種信任，你看，胡軍跟我都是高位截癱的人，重度殘疾人，那我們就在家裡，我們為甚麼有第一手的資料，主要取決於就我們的志願者，我們有很多的志願者，互相都了解，知道我們這些人所做的，都是無私的，無償地在做。”
就算被當局一直釘上，大陸維權通訊社的工作，並沒有停止。胡軍說： “主要是被當地的國保一直釘上，如果有異動的話，他就一般勞教，被跟蹤和恐嚇。對周邊家庭與親屬進行恐嚇。”
至於其它義工，還會進入當局的黑名單，要找工作都很困難﹐更甚者無端端失縱，他說： “第二是面臨被軟禁與勞教，勞教的有好幾個，還在獄裡，沒有出來。有的甚至突然一下子失縱，一直聯繫不上。勞教之後，不通知家人，很長很長時間，通知家人也不給發勞教的通知單，決定處罰之類的。我們就無法確認這個人去了哪裡。”
記者問他們需要甚麼？他們說，要有更多外界的支援。胡軍說，以他為例，要開個網線，當局就以外地訪民沒有身份為由，不給他上固網。唯有用昂貴的流動電話網絡。他說： “他們對我入戶上線，不給我上，我現在只能買無線上網。費用就非常貴，造成一些困難。我的手機一直是被監控的，在重要的情況下，手機是被斷線的。”
今時今日，大陸的權利運動運作3年了，有核心人物就對記者說，能夠撐到今日，實在不容易。外界如有意加入，或者樂意為他們提供協助，請與權利運動聯絡。這節為大家介紹大陸的維權通訊社“權利運動”就告一段落，我是何山，下次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