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當你們質疑民主黨跟中聯辦官員談判時有「枱底交易」、「密室政治」時，你們是否有真憑實據？
答：其實不須要真憑實據，不，應該是我們沒有責任拿證據出來，而是進入談判桌上的人，把門關上的人向市民交待，究竟在過程中有什麼談過，你看事態發展可證明我們的質疑是正確的，開初，當我們質疑時，劉慧卿說「我們要拿證據來」，當再問時，他們的答案就說「現在的結果就是了」，結果可以見到過程是如何，現在新增的五個區議會議員的席位再加五席地區直選，這就是談判的內容。
再要求時，十多頁紙的報告書就提及支聯會的問題，民主黨要同支聯會疏離的問題，之後是五區公投的問題，何時約見中間人梁愛詩，現在就逐步踢爆，梁愛詩說是民主黨主動找她，日期是十二月而不是你所講的二月；支聯會的問題上，就要你民主黨疏離，你說「拒絶了」，但梁愛詩又說「你可以用較長時間處理」，何俊仁在報告中就說「我回去就你的建議研究一下。」於是，逾踢逾多，今天壹周刊就指他們原來未表決前已買機票飛上北京，準備見港澳辦。
在整個過程，過去我們所謂的民主派盟友，你是否不斷出賣香港市民？民主的權利？我們的指控全部有效的。
問：做新聞工作就經常要看到有證據才可以好肯定地報導......
答：我當然無證據，但是，無證據不代表我們的指控無效。簡單的道理是，民主黨跟北京的關係差了廿年，無端端怎會找你談？得一個原因，除了要政改方案須要通過外，就是要打擊五區公投，中央政府或中國是不能容忍五區公投這爭取民主的方式在香港存在，所以，它要拉一派，打一派。
問：在五區公投事件中，什麼時候清楚聽到民主黨支持？
答：馮偉華（普選聯召集人）在一次訪問中便跟我說了。由於當時我們正迫普選聯盡快向市民作出投票的呼籲，我當時好真誠的跟他說：「越多人投票，你才有談判籌碼。」我當两條腿走路，之後，在節目中段時，他跟我說：「我不可以給人一種感覺，我跟你們打龍通（串謀）。」這句說話就是故事的來源及暗示。
即是，他們借五區公投運動同中央政府談判，原本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不該借五區公投談判之餘，你賣我們「豬仔」！倘你能透過談判得到終極的普選方案，即使是２０１７及２０２０也好，我至少知道有，但是，現在不獨看不見終極普選，甚至見到把那制度重申確立在政治制度中，這就是我不能接受的地方。馮偉華那句說話便暗示了這件事。
當時，我們泛民間確實沒有扯貓尾，若有，這場戲就不會做得那麼真。我自己一直抱的立場是，你不參與無問題，但是，你不要拉我們後腿。
每個人都知道「結束一黨專政」等於你叫共產黨落台，你猜中間人沒有跟他講？我們沒有聽過嗎？為何在這時間突然間不見了？五月三十日遊行當天，是沒有的，到今天支聯會依然拿不出證據給我看。五月三十日之後，《信報》有一篇文章，六月四日就有一两張囉。五月三十日整過遊行是沒有的。
問：我在維園見到。
答：不在維園，維園出發遊行，它只得一張相就在蘿裡，沒有派給人，叫口號不算，因為水過鴨背，喊完就算，但是，對中央政府，就只得一張相。我叫同事看過一千張相，一張也沒有。
問：今天你對民主黨的斥責，是否就是因為你當天也是民主黨的成員之一，認識他們太深，而出現有「愛之深，責之切」？
答：當然，他們怎樣行，我大概可以知道下一步會是怎樣，他們不斷評擊梁國雄那句「癌症上腦」的時候，其實就是要轉移視線，轉移了焦點，便沒有人講政改方案的問題，民主黨如何賣我們「豬仔」。這一招，他們用過，當年我在民主黨時爭取最低工資時，我寫了一篇文章指他們打壓我們的方法，跟六四當年鎮壓無大分別，他們就捉著這一句大肆宣揚，事實上，已沒有人跟你講最低工資是否一個合理的公共政策問題。
我當時笨，我為何會寫這一句，是因為單仲楷講過「倘通過了會成立一個新的民主黨」，這即是要脅我，叫收回這動議。他們的招數，我是好清楚，包括今次他們在《議事論事》中挑出我一句說話，而那句說話我是有事實根據而作出的推論。他們這樣做背後是有目的。
問：坊間盛傳，民主黨內部充斥大佬主義，到今天，你覺得這大佬主義是否仍然根深柢固？
答：若不是，他們毋須每次都問司徒華及李柱銘。也不須要藉一名七十多歲的長者，及一名有病的長者，互相指罵。他知道李柱銘支持五區公投時，就藉司徒華撐場。原因是，整個民主黨已根深柢固地個人化了。
問：你曾在港台的節目中跟司徒華就五區公投對疊，被邀請前，你知道會是華叔上陣嗎？
答：知道。我在那節目中已好有忍耐，我不堅持最後一句在我那裡，我只是平實地把自己的立場及觀點表述而已。我頂多的攻擊便是名單本是他提出的，但今天卻出爾反爾。
問：今天，泛民間出現分裂，但民主運動是須要結合力量，如何解決這分裂局面？
答：我在另一個電台節目也講過，就是「鋪鋪清」，但是，我不可以容讓你這樣過「骨」（逃過），賣完我們「豬仔」後，我不追迫？我對不起自己及香港人。我無法過到這關，我可以追迫民建聯，我為何不可以追迫民主黨？不做，我豈不是雙重標準？
當然，若有另一問題如天匯事件，我們跟民主黨擁有同一方法或立場，我們無理由不跟你合作。再以最低工資為例，民主黨迷途知返，我又豈會因民主黨之前的取態而反對？我們不會因為人而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同樣是，黃大仙區議會意見的提出是民建聯，我就反對，倘那是對民生有益，我都要投贊成票。
問：你一直關心社會及政治運動，廿五歲更已投身政治，參與區議會選舉直至今天，亦曾競選立法會選舉，２０１２年會否參選？
答：今天未決定，因為我其實不熱衷，這是別人把自己的想法強加諸於我身上。
問：那是事實，你２００４及２００８年也有競逐立法會。
答：２００４年，我是協助鄭經瀚（大班）參選而已。
問：但是，你的黨員季詩傑較早時向傳媒講 「會全力協助你參選立法會」。
答：其實，我在這事上看得很輕，首先，我這世代的人喜歡閒暇的人，該享受我們的生活。我剛寫完我過去廿年的書，我是真心寫的，包括我的太太幫我寫的結語，我真的不著緊，所以，黃毓民在一篇訪問稿裡說：「他最嬲我的是，我在上一次選舉 不上心，他根本從來沒有想過要選。」我的太太回應謂： 「在她接觸我的過程中，她覺得我不是喜歡不斷論述的人，而是喜歡跟市民有近距離的接觸。」
你在立法會裡要耗費两小時，但只講十分鐘的東西。我太太會覺得這是無價值的事，那是中環人做的事，不是我們這類人做的事。所以，我其實未決定。但是，我知道我最後的決定會是被人迫做。
問：若你不願意，無人可迫得到你。
答：當我在２００８年時說不選，但最後我也有去參選；當我說２０１０年時不欲接任社民連主席時，我最後也接任了。有些事，我可以好堅持，但是，有些事若不涉及大原則時，我又不是那麼堅持，若要選，就選，看看能否可透過這途徑達致一些東西，無壞。
問：會否透過新增的五個區議會議席出選？
答：不會，已講了，不會收回。我們講了三不「不參選、不投票及不提名」。
問：你現時雖講未決定２０１２年會否出選，但是，若參選有否想過跟太太（孔令瑜）一起參選？
答：她不願。上次，我跟梁家傑競逐，最後，我輸了。事後，我曾跟太太講若那次她願意跟我一起參選，我已贏了梁家傑。有些人問我為何不迫她？我便跟他們說，這證明我不是很銳意要參選。
我其實好認真要求她做，而她又不覺得是什麼陰謀詭計，她多數會答應我。她在名單中排第二，包裝好一點，讓人有一個話題，可以幫助選舉。這絶不是什麼陰謀詭計，只要你認真地求她，我猜我可以有八、九成機會成功說服她。但是，我從來沒有積極認真地做過這事。
選舉除了贏輸外，亦是可以透過它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散播。我太太其實不喜歡我做立法會議員，她認為我現在做區議員就已很好，可以實務地為街坊服務。
問：你與太太同樣是關心社會時事的社會運動份子，那有否家庭生活？
答：有，我們這代不是七．十一的人，我們懂得選舉一些空間閒暇休息及學習新的東西。
問：宗教信仰會否有助你面對政治壓力？
答：有，至少我不害怕面對強權，我不怕自己是少數，甚至是少數中的少數，我會撐。耶穌也是如此，所以，我不會西瓜靠大邊，此外，即使我是少數中的少數，我若認真地想過，我不怕，我會撐。我有一個朋友跟我閒聊謂，我只適合打逆境波，相反，不太適合打順境波
問：社民連跟年青人好近，因而令坊間聯想起當年的文革。
答：指我們利用年青人衝擊建制。我們在五區公投時召募了佷多年青人。以前，我們沒有那麼規模，制度化，後來，當我做主席或行委會認為年青人加入沒有問題，但是，要家長簽名，做義務工作前，他的家長亦須曾跟我們職員聯絡。否則，我們日後便遭別人的指控，指我們教壞小孩，及利用小孩衝擊建制，我們承擔不起。倘有小孩心智不成熟被某政黨召募衝擊建制，我若是家長我都會寫投訴信。這樣對三方即社民連、家長及小孩都不好，所以，我們後期對十八歲以下的小孩，尤其是包圍政府總部，做「起錨」的衝擊活動，我們會叫他們走。
有些情況是年青人的家長致電我們投訴指，子女沒有上學，做五區公投義工，我怎向家長交待？我縱沒有小女但也明白家長憂心。我猜他們都是貪玩，不如我們這些成年人，有自己的政治信念。
現在有包圍或衝擊的行動，這些年青人我們會要他們離開，現在要幾個人伴著他走，最近有一個同事放下三百元迫他上的士返元朗，他怎也不願意離開。
其實已數次了，他怎也不肯離開。我有一次跟他們講 「你們不要害我們，你這樣做不是幫我，我們有很多人幫忙，你又是那麼矮少，不用你，我們自己便可。倘你父母寫信到報紙投訴，我也不知怎回應。」
問：社民連從來沒有目的要利用年青人的心智不成熟來衝擊建制？
答：沒有。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要利用年青人。對年青人來說，香港是一個好特別的地方，我們以前讀任何政治學的書都說，政治參與對三十歲以下的人來說相對其他年齡層比是最少的。但是，社民連的出現令過去只記掛拍拖或進修的年青人，關心政治。這其實是可喜但問題是如何能充份讓他們參與政治，因此，我們到後期時認為須要有黨校的成立，這是重要的。我包括長毛都是容易上頭的人，警察不准抬棺材，我們就偏要做，但是，我們是成年人，可是，年青人不是，後果不單影響他們的前途，要耗費時間處理法律程序，我過去廿年都經歷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