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二月，江蘇南通農民張女士感到晴天霹靂，一家两口子住在自給自足的農家裏，一夜間驟然消失，一座穩固的平房變為一地廢墟，自己與孩子所有的財產被埋在瓦礫中，與同村其他三、四百戶的農民，被迫露宿街頭。
她說：就是搶奪你的宅基地及承包的土地，全部就被他們拿走了。
國土資源部2004年公布 《關于進一步完善農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切實維護農民權益的通知》，目標是使農村城鎮化兼節約用地，使農村中不少被荒廢的土地得以再被復用，及確保農民宅基地的權益等。《通知》 又指，要積極推進農村建設用地，把村莊合併成一個小城鎮。一項善用資源兼改善民生的政策，當下推到各省市推行時，卻鬧得民怨濎沸騰。
祖父輩已是農民的張女士指，原本好端端有約三、四百戶的整條村莊在併村計劃下被迫消滅，改與另一條村莊合併。
她指，她迄今仍未見過該紙批文，即使，國土資源部下發的《通知》書，她更是聞所未聞。不過，她與其他村民當時心裏就是相信政府，所以只好無奈面對。
根據中國憲法及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農村的土地及農民獲分配建平房居住的宅基地同屬農民集體所有制，是農保之一。可是，被剷平的村莊，原來是市政府以低價出售予一名在市中心以炒地皮起家的廠商，即意味該廠商又可在轉售地皮中謀取暴利；但可悲的是，官方先前對地皮原擁有人提出的補償及安置承諾，全部是子虛烏有，無法實現。
两年來，張女士一分錢仍沒收取過。她指，自己的家園約佔半畝地，另有三畝地的魚塘，但是，政府稱她的補償只得四萬餘人民幣。但更荒謬的是，政府為保存錢仍存在自己手裏，再推出新猶行騙。
她說：就是把我們的土地補償費、安置費，拿來作農保，對我們生活沒有保障。我們現在很多農民就是說把我們的錢放在政府那裏，就像我們三、四十歲的人把錢放到那裏，我等到六十歲才可以拿二、三百元。這化算嗎？我四萬多元就放在政府那裏，讓它存著，到六十歲才可拿。沒可能吧？就是這樣，這是我們的土地補償費及安置費,這對我們的生活保障,他們跟本就沒有。
由自己的錢供養自己，替代政府應有的責任，令張女士一口拒絶，氣憤難平，但是，令她感到最憂慮徬徨的是，安定感蕩然無存，房子過去由擁有，搖身一變只有使用權，即使生活也變成一種負擔。
她說：我吃的東西，生活的東西，我就不用去買，但是，我現在眼睛一開就要花錢地方。
她說：住進這個房子，什麼都是現代化，但是，我們是農民出身，收入就是最低層的收入，不像公務員或大老闆，他們工資高的，可以這樣享受，但我們是農民老百姓，你一下子就叫我們去亨受，因為我們的收入沒那麼多，我怎麼可以這樣去亨受，所以，我們的生活就變成很困迫。
雖然只有四十來歲，但是，單親的張女士對自己的謀生能力未感樂觀。
她說：但是，被他們這樣一來，我們又沒有怎樣的專業技能，我們已經四十多歲，你要找工也很難，現在消費又那麼高，現在就被他搞到面對生活困境。
張女士為此曾依法維權，到法院提出起訴，可是，法院不肯立案，她再依法上訴及上訪，迄今两年餘，都無功而還，換來的是較近市區的郊區農地差不多完全沒有了、母親被拆遷辦人打傷、自己被截訪人員關進黑監獄、兒子被村委會的人關押起來，她的家與耕地已變成一幢大大的廠房。
遠在山東省臨沂市的楊女士也有同一遭遇，她同樣在市政府一聲說要合併農村，而成為露宿街頭的苦農民，父親更因居所的突然失去，两個月後含恨病逝。
楊女士指，其實市政府逐步逐步向農民徵收土地的所為，已令她心生疑竇，但是，冷不妨徵收的命令已臨門，可是，他們只獲得約一百平方米面積的補償，每平方米只得八百人民幣，但是，這筆錢卻不是可送進口袋，而是要他們購買早已蓋建的多層式樓房。她說，居住面積不夠之餘，即使最基本的樓價，以務農為生的她也感到吃不消。
她說：十多萬人民幣，這個數目對我來說，對我們的家庭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
更過份的是，那是一幢不能住人的房屋。
她說：下雨漏水，房的牆都是發霉的，一片一片的黑，根本就不能住。
两年以來，她四出奔波上訪，為的只是要求討回自己的家，但是，卻感到困難重重，每到政府部門，就被他們一句 「不知是誰拆」 而推諉過去，自己儼如一個皮球被他們踢來踢去，或是被人飽以老拳。
她說：我們現在的狀況就是生也難，死也難。我們生，沒有立足之地，死後也沒有安身的地方，也沒有下葬的地方。太難了！
根據中國農民第二次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現時全國有九億農民，但是，實際仍然住在農村的則約有八億人口，當中有約二億人口是老弱婦孺。而全國的農村行政村則有六十三萬個。2008年，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發出的農地改革政策，亦未有述明要將這些行政村要縮減至多少，政策早已淪為地方政府官員謀利的工具。
中國經濟學家胡星斗對中央提出合併鄉村的做法，是認同的，他認為這樣的確可有利於節約資源，合理的使用土地。
他說：我們中國也存在土地不夠的問題，現在，中國是保證十八億畝耕地，目前，主要仍是靠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因而徵用土地，強行拆遷。主要還是地方政府利益推動造成這樣土地的緊張。
好的政策淪為地方官員謀財害民的手段，他不敢否定，因為就以去年北京市、杭州市、上海市及深圳等從土地徵得上千億的進賬，已令他感到驚訝。
至於，農地不斷被徵且淪為樓房工地，會否衝擊中央訂明誓保十八億畝耕地的宏願，令近十四億的人口面對糧食不足之虞？ 胡星斗坦言，不感樂觀。
他說：現在還有沒有十八億畝，還難說，因為很多地方政府的報告都是弄虛作假的，如1996年時，國家要求保證19.21億畝耕地，但是，到2001年就突破了，所以，後來就減少為18億畝耕地不減少。但實際上，現在就可能突破了。
山東省山中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則不太憂心耕地會否不足，糧食供應會否短缺的問題，因為他覺得可從食物進口、提高種子質量、耕種方法及高科技等，都可予解決。孫文廣相反，對政府插手干預兼以命令的手段迫使農民服從，卻感到憤懣。
他承認，農村城市化是大勢所趨勢，但是，政府該尊重農民的意願及市場經濟的定律進行。
他說：不該是政府出面，把你的村莊消滅，每戶都要搬出去，因為他要把整塊地賣出去。地方官員採取措施時，完全是採取命令式的，由官方單方面決定來拆掉農民的房子，他們尊重人權，尊重農民的意願完全是空話，假話。很多情況都是沒有協商，沒有討論合理的價格，就把農民的房子拆掉。有些是被迫著簽協議。
孫文廣聽聞，有農民的子女在政府機關裏工作，被上司要求他們著父母搬離宅基地，否則威脅要辭退他們，這情況更是彼彼皆是。他指，山東有些村更是七條併為一個村社區，而單以山東諸城為例，該市由過去一千二百五十七條村莊合併後濃縮二零八個社區。
他認為，政府要徵收土地是可以的，不過，要有條件。
他說：土地若用作公共利益，一定要給這些農民補償包括培訓或每年發予補償的一些錢；倘他們願意耕地的話，該給他們另外一幅土地。這是一種情況。
讓農民取回自主權選擇討回自己的土地，對受影響的農民來說，現階段似是無法挽救，但是，即使他們要取回應得的補償亦似是困難重重。
維權律師程海說，中國的土地很複雜，但是，依據法規，拆遷戶可依法取得 「三補」。
補償有三個，一個是土地的補償，第二個是土地上的青苗及第三是土地上的建築物，就是有這三塊補償。不給補償就是違法的。
對於，拆遷戶分毫未獲，法院不肯立案等，他亦深表同情，但是，他提醒討公道也要講技考。
第一個可向上級直接反映，如向省政府、市政府反映，又可到國土資源部反映，又可以向人大代表反映罷免違法的官員，也可申請示威遊行。
根據國務院今年五月發出 《關於規範拆遷行為堅持依法拆遷的緊急通知》 說，對沒有拆遷計畫及相關的批准許可證，又或對截水、停電、阻斷交通等野蠻逼遷手段，甚至以「株連式拆遷」及「突擊拆遷」等方式違法拆遷，造成人命傷亡或財產損失的行為，黨政部門必須予以嚴承及被追究。
究竟，這姍姍來遲的指示，能否讓被各省市政府藉徵地而害得變成訪民的農民討回公道？仍須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