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組織「光城者」7名成員涉前年派傳單張及發表言論，倡以「武裝起義」推翻政權，被控串謀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兩名成年人被告分別被判5年及5年3個月。
本案7名被告早前承認控罪，其中5名被告為中學生，屬首宗有未成年人因違反《國安法》被定罪案件，他們去年被判入教導所，餘下兩名成年被告，周四（9 日）在區域法院判刑。《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判刑時指，兩人在案中角色同屬「情節嚴重」，一人更曾在記者會上擔任英文翻譯，明顯是「試圖向國際人士宣揚理念」；而另一人則為組織創辦人，提出「無底線流血革命」主張及煽惑其他被告加入，判二人分別監禁5年及5年3個月。
本案共有7名被告，包括17歲中六男生、21歲倉務員蔡永傑、16歲女生、17歲中四女生、26歲男售貨員陳右津、17歲中五男生及19歲中六女生，而7人在案發時，年齡就介乎15至25歲。
同案5名未成年被告早前被判入教導所
他們同承認一項「串謀煽動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罪」，即於2021年1月10日至5月6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在香港，一同串謀和與其他人串謀，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蔡永傑另涉及爆竊將軍澳一間中學，並就該案承認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即兩支伸縮棍。
5名未成年被告早前被判刑，《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指他們案發時年輕、不成熟、或受誤導，故裁定即使案件屬「情節嚴重」，犯罪情節亦降低為「情節較輕」，最終5人被判入教導所。
被告曾修讀「假新聞」課程回顧案發時受他人主影響
至於餘下兩名成年被告，代表第二被告蔡永傑的大律師周四在在判刑前作進一步求情，指蔡案發時僅得19歲，可視為年輕被告，指就本案的情節而言，年輕人在法庭眼中應獲機會，望法庭考慮社會氛圍及大環境對被告的影響，而被告心智尚未完全成熟，或受不同媒介或人士言論影響，令思想行為與社會可接受的行為有偏差亦不足為奇。
辯方求情時，引述被告的教師之評語，指被害人對一科與假新聞相關的科目十分感興趣，被告案發時社會氛圍及不同人士言論，均對他造成很大影響，望法庭視被害人屬「情節較輕」者判刑。
《國安法》下煽動顛覆罪如「情節嚴重」須判5年以上刑期
根據《港區國安法》第23條，「煽動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罪」如屬情節嚴重，可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則可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另根據「呂世瑜案」，上訴庭確認針對「情節嚴重」的案件，5年的最低刑期屬強制性，即使被告認罪，被扣減後的刑期亦不能減至低於5年。
對此，本案辯方提出，由於控方是以《刑事罪行條例》中的串謀罪提控，認為與呂案不同，影響法庭在本案量刑中的權力，故法庭就算裁定蔡的案情屬「情節嚴重」，《國安法》中所訂立的10年最高刑期限制仍適用本案，惟5年最低刑期限制理應不適用。
法官裁定兩被告行為與干犯實質的《國安法》控罪無異
翻查資料，有關條例訂明，串謀可處的刑罰與有關罪行的嚴重程度相稱，罰則亦可處相關罪行所規定的最高刑期，但並沒有提到「最低刑期」。
法官郭偉健在判刑時表示接納辯方陳詞，認為法庭有權行使酌情權，不受5年最低刑罰所限，惟他認為各被告在案中相關的非法協議，事實經已付諸實行，並持續執行協議，裁定兩名被告的判刑，與干犯實質的《國安法》第23條控罪無異，即受第23條的刑罰準則所限。
被告為「光城者」創辦人提「無底線流血革命」主張
他在判刑時指，被告蔡永傑較其他被告年長，為「光城者」創辦人，提出「無底線流血革命」主張，亦邀請其他被告加入組織，是「組成這個串謀團伙的人」，而單是煽惑他人進行「無底線流血革命」已是嚴重，甚至相當嚴重的罪行。
此外，蔡又管有組織的社交帳戶，能無限地向他人發送組織的煽動主張，他亦現身街站及記者會，以演講煽動，積極執行與他人達成的非法協議，認為蔡干犯的罪行情節嚴重，遂以6年監禁為量刑起點，又指「無底線抗爭」及「流血革命」等主張絕不可在社會出現，更遑論散播，故明言判刑必須具阻嚇，但考慮他案發時未滿21歲，刑責因此下調6個月，另認罪及求情獲扣減6個月刑期，連同他在另一爆竊案中的「管有攻擊性武器罪」以9個月作量刑起點，經認罪刑期扣減，總刑期為5年3個月。
至於另一被告陳右津案發時已超過24歲，已完成大學及曾離開父母，到加拿大及美國獨立生活約8年，相信他思想成熟，不會受人唆擺犯案。雖然陳在街站沒有發言，但有派發單張，相信他認同組織理念而參與，也在記者會上擔當英文翻譯，明顯「試圖向國際人士宣揚理念」，故其部分亦屬「情節嚴重」，故以5年半監禁作量刑起點，參照《國安法》第23條的刑期規定，只會把經認罪及求情等因素減低刑期6個月，最終刑期為監禁5年，不低於《國安法》的規定。
記者：吳婷康 責編：溫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