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特區政府連年赤字，北京官員卻表示問題不大，因為香港經濟恢復增長，增長率更追得上全球發達經濟體，但當經濟增長也無法消滅財政赤字，反而不斷滾大，香港不僅面對入不敷支的困難，更跌進越陷越深的結構危機。
根據今年度財政預算案的預測，25/26至29/30期間，香港每年經濟增長介乎百分之二至三，但估計五年來累積的財政赤字高達9528億元，其中約五千億用來支付政府債務。不計過去六年發債約3200億元，政府未來五年打算再發債8850億元，遠超於現時5803億財政儲備。因此，29/30年度後，特區政府不想債務違約，肯定需要繼續發債來冚債。
不按《基本法》量入為出 結構財赤靠借債
特區政府財政弄成如此田地，首先是由於不按《基本法》辦事。《基本法》要求特區財政量入為出，但近年每年赤字，若不以借債當收入，每年約欠二千億元。由2019/20至24/25六年，赤字總額接近八千億元。
《基本法》第107條寫明，「政府的財政預算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因此在經濟增長下，政府打算未來幾年，每年削減經常開支2%，看來比《基本法》的要求更高。其實政府推行財政緊縮，是源於長期以來對財政紀律置若罔聞，造成不可挽回的赤字危機。由2015至2024年的十年，香港經濟整體增長約31%，但同期間政府總開支增長遠超此數，達到78%，兩者差距巨大，可見眼下的削開支來彌補缺口，不過是杯水車薪，根本無法解決政府財政的結構危機。
大灣區基建投入過速 收支失衡致赤字缺口
眼前的財政結構危機，一般講法是指政府收入怎樣也無法追上支出，令財政出現無法修補的缺口。更仔細看，牽涉三方面的結構矛盾，首先是政府資本賬收支無法平衡，赤字缺口越來越大。一方面是基礎工程建設開支不斷增加，由梁振英年代每年六百億元以上逐步提高，增至林鄭月娥年代每年大約八百億元，再到李家超年代每年一千億，而展望未來五年，更會高達千二億。政府過去倚靠資本賬收入，主要是賣地及相關收入，支付這些資本賬開支。
不過，賣地收入越縮越少，2015年至2024年間，前五年每年平均賣地收入大約1200億元，後五年時移勢易，每年平均接近減半至660億左右，而最近兩年的平均數再大幅降至約160億元。然而，香港融入大灣區一聲令下，必須義無反顧，全力加速興建新界北部都會，如今唯有倚靠大量舉債代替賣地收入，以支付每年1200億基建投資。
社會服務急速上升 入不敷支難以維持
第二方面的結構矛盾來自政府的經常賬目，其中經常收入的增長遠遠落後於社會服務的擴充速度。以社會福利為例，由綜援、長者服務、各項津貼到長者乘車優惠，屬於政府的經常開支，隨住人口老化，社會服務及津貼自然大幅上升。如2015/16至24/25十年前後，社會福利署的開支共增加96%。
另一方面，政府的經常收入相對穩定，沒有財政儲備投資及賣地收入的波動性，可為經常開支提供穩定的支持，問題是經常收入的增幅能否同步追上開支的上升。在過去十年，政府經常收入只增加29.6%，不及社會服務擴充速度的一半，即73.3%（以經常開支增幅計）。長此下去，政府若未能找到新的經常收入來源，現有服務水平也就難以維持。
拒減高官公務員薪酬 未與市民共渡時艱
第三方面的結構問題是問責官員和公務員的待遇，與香港經濟及政府財政的表現優劣無關。過去十年，香港生產總值增加大約31%，財政收入增加41%（不計從不同基金撥入政府一般收入賬目的金額），但問責官員及公務員的整體待遇開支卻增加大約58%，其中薪酬方面增加44%，而房屋及生活津貼，多數用於問責官員及高級公務員身上，增幅更高達83.9%，完全與香港經濟表現背道而馳。
當然，不少部門甚至大多數公務員都沒需要為經濟表現負責，政府施政也不能單從經濟着眼，但政府陷入史無前例的財政結構危機，高級公務人員特別是問責官員不但無須問責，其待遇特別是津貼反而大幅上升，反映制度誘因扭曲，待遇與表現倒掛。當榮辱與成敗無關，香港又怎會出現如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所說的破局改革，走出財政結構危機的困局呢？
-杜耀明（資深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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