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国大陆乘坐过高铁的，无不赞叹中国高铁的成就，但细看背后的营运数据，才知道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这代价很可能会延续至往后数代。
北京交通大学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坚，早几日在财新网发表长文，列举了中国高铁项目的具体经营数据。
赵坚指出，截至2018年底，中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已达2.9万公里。人们通常只看到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的世界第一和高铁的快捷，却对事件的另一面——高铁债务和运营亏损的世界第一，及中国交通运输结构的严重恶化视而不见。赵坚预言，以高铁目前的财务状况，终有一天会成为中国金融的“灰犀牛”，即巨大的金融风险。
高铁票务收入连利息也还不起
赵坚指出,中国高铁主要靠债务融资,大规模高铁建设导致中铁总(原铁道部)的负债也从2005年的4768亿元,猛增到2016年的4.72万亿元。中铁总对高铁的收支状况严格保密,但从其公布的负债和客运收入数据,可得出如下判断:即使不考虑高铁的运营成本,高铁的全部运输收入尚不够支付建设高铁的贷款利息,该判断的依据如下:
2016年底中铁总的负债为4.72万亿元，其中至少3.3万亿元是建设2.2万公里高铁和购置动车组的投入，按4.75%的利息计算，每年应支付的贷款利息为1568亿元。而中铁总2016年的客运收入为2817亿元，铁路客车保有量7.1万辆，高速动车保有量20688辆，普通铁路客车的数量是动车数量的3倍以上。假设普通铁路客车的客座利用率与高速动车相同，由于高铁票价是普通铁路票价的3倍左右，可以认为铁路客运收入的50%是既有线列车的客运收入，高铁的客运收入仅为1409亿元，还不够支付贷款利息。中铁总已经要靠财政补贴和不断借新债还旧债来维持。
虽然中铁总的客运收入在2018年上半年达到1693亿元，全年或达3400亿，但截至2018年9月，中铁总的负债已高达5.28万亿，再考虑地方政府投资建设高铁的债务（目前缺乏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已经形成巨额高铁债务或引发国家的金融风险。
大部分高铁线没有经济效益
目前，除京沪、京广通道上的高铁运输能力得到较高利用外，其他高铁项目的运能大量闲置，存在严重亏损。例如，兰新高铁每天只开行4对高铁列车，其运输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电费，而兰新高铁有每天开行160对以上高铁列车的能力。最能反映铁路运输能力利用效率的指标是运输密度，即平均每公里铁路一年完成的运输周转量（每公里铁路创造年运输收入的能力）。
2015年中国高铁中运输密度最高的京沪高铁的运输密度为4800万人公里/公里左右，最低的兰新高铁仅为230万人公里/公里左右，全国高铁的平均运输密度在1700万人公里/公里左右。即使运输密度最高的京沪高铁，与日本东海道新干线9000万人公里/公里的世界最高密度仍有很大差距，这是因为在该500公里的通道上集聚了日本全国约55%的人口，还有4000多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为东海道新干线集散客流。日本高铁的平均运输密度为3400万人公里/公里，是中国高铁平均运输密度的2倍。中国10多年间建设的高速铁路已经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半个世纪建设的高速铁路总和的2倍以上。世界各国的高铁几乎没有一条能够依靠客运收入支付建设和运营成本，大多处于亏损状态或靠政府补贴运营。世界最大规模的中国高铁网络和过低的高铁运输密度（运输收入）预示着重大金融风险。
高铁扭曲了全国交通运输系统
高速铁路不过是比较快的铁路，正因为要快，所以对高铁线路的稳定性、平顺性要求非常高，由此导致高速铁路的造价是普通铁路的2-3倍。因为要快，就要尽可能减轻高铁列车的重量，中国高铁的轴重为17吨，而普通铁路的轴重为23吨，高铁只能运人而不能运货，更不能运送坦克导弹。
因此，运输货物的重任，就转移至公路，中国铁路货运周转量的市场份额（不包括远洋运输）从2005年的50%，以每年3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下降，到2016年只占有17.1%。而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的货运量都在增加，公路货运周转量的市场份额快速上升到2016年49%的市场份额。资源总是有限的，大量投资用于高铁建设势必减少普通铁路的建设，这已经导致中国交通运输结构的严重恶化。“铁老大”在2016年变成“铁小三”，其市场份额已经排在公路和水运之后。大规模高铁建设严重扭曲了中国的交通运输结构。由于铁路货运能力不能满足需求，中国大量用汽车运输煤炭等基础原材料，用稀缺的石油资源运输廉价的煤炭资源，大幅度提高了物流成本，严重降低了国民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高铁造成全国货运成本不断上涨
中铁总靠铁路货运不断涨价来弥补高铁严重亏损，从而把货主赶向公路运输。由于高铁的运输收入不够支付贷款利息，只能靠铁路货运业务来补偿高铁的运营费用。为了增加铁路货运收入弥补高铁的运营亏损，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货运价格。因为货运需求比客运需求缺乏弹性，且高铁票价已接近飞机票价，涨价空间不大。从2004年以来经11次调整，中国铁路货运价格水平已由2004年的每吨公里0.08元逐步调整到2012年的0.1151元/吨公里，2013年的0.1301元/吨公里，2014年的0.1451元/吨公里，和2015年的0.1551元/吨公里。2004—2012年的8年间，每吨公里运价上涨了0.0351元，而2012—2015年的3年内每吨公里运价就上涨了0.04元。
某些货物的铁路运输实际价格还高于0.1551元/吨公里的水平。有媒体披露的一份环保部调研报告显示，“以从黄骅港到邯钢运输矿石为例，铁路运输全部费用约108元/吨（约0.25元/吨公里），公路运输与铁路运输距离大体相当，而其全包费用仅为50元/吨（约0.11元/吨公里）。国际上铁路运价一般为0.1元/吨公里，公路运价为0.3-0.5元/吨公里，中国与国际货运价格体系正好相反”。
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2009年—2013年数据，测算出中国铁路货运价格水平是美国的1.3倍。2016年美国铁路的货物平均运价为人民币0.1816元/吨公里。大宗货物运输存在规模经济，大宗煤炭货物运输的运价一般低于平均货物运价。2014年美国铁路煤炭运输的名义价格换算成人民币仅为0.1248元/吨公里，低于同年中国铁路货运价格的0.1451元/吨公里。而美国自1980年实施Staggers铁路法案改革后，美国铁路公司通过组织变革和技术进步，运营效率获得大幅度提高，铁路货运价格不断降低，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后，2016的美国铁路运价水平比1981年低45%。美国铁路的货物运输价格不断下降，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货运严重依赖公路加剧空气污染
赵坚指出，铁路货运市场份额的快速下降导致大量的基础原材料要依靠公路运输，加重了空气污染。这一问题在京津冀、长三角等人口密集地区更为突出。柴油货车是PM2.5的排放大户，天然气卡车氮氧化物排放甚至高于柴油卡车。虽然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实行“公转铁”，2017年铁路货运周转量的市场份额仍为17.5%，比2016年仅提高了0.4个百分点。
赵坚认为,灰犀牛不同于黑天鹅,灰犀牛是大概率高风险事件,而黑天鹅是小概率高风险事件,后者难以预测,而前者往往被视而不见。地方政府建设高铁的债务则是黑箱,与地方政府的各类负债混在一起,据统计已高达18.29万亿元。2018年中国高铁的收入或能覆盖按基准利率计算的建设高铁的贷款利息,但仍要由货运收入和财政补贴来分担高铁运营的亏损。即使目前经济效益最好的京沪高铁,是用2200亿的资产创造100亿元左右的年利润,资产利润率也不到5%,与银行的基准利率相差无几。债务对应的资产如果不能创造收益,政府就只能靠发行货币来冲销债务。而这将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一些人乐于夸耀中国高铁运营里程世界第一,而对高铁债务世界第一的金融风险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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