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2020年公开了中华民国前总统蒋经国的日记，蒋经国15岁被送去苏联，在苏联求学生活12年，之后回江西建设家乡。国共内战开打后，他跟着父亲蒋介石转战各地，1949年撤退到台湾，逐步历练党政军事务，当上国民党主席和中华民国总统。从苏联、中国大陆，辗转到台湾，蒋经国的一生颠沛流离，历经大时代的苦难。曾经在李登辉时期担任总统府新闻秘书的胡佛研究员郭岱君，阅读了蒋经国日记，揭开蒋经国视角下的共产主义。
以下是本台记者与郭岱君的访谈:
蒋经国15岁赴苏联读书 12年苏联生活认清共产党
记者:
蒋经国的一生经历了一些大时代的关键变化转折，蒋经国的日记提供外界对于这一段近代史怎样更进一步的理解? 蒋经国如何度过这些艰难的关键时刻?
郭岱君:
我觉得经国先生这一生是非常的不寻常，他比一般的年轻人要吃很多的苦，因为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到苏联去，一开始在中山大学读书，后来到了列宁格勒也读了书，可是因为清党以后，他父亲在中国清党，马上国共一分裂以后，他的待遇也差了很多，就送到了北边很寒冷的地方去吃苦，我觉得他早年在苏联这段经历长达十二年，对他的一生影响非常大，比方说，他特别能够体会贫下贫民的生活，另外就是他早期的生活，他很注重思想，很注重意识形态，他很注重青年的工作，也非常注重教育，这都跟他早期的经验有关系。还有就是他对经济的想法，我相信绝对是源自于他早期在苏联的生活，他一直认为政府有责任来好好的管理分配社会上的资源，因为让民间私人去分配，可能他们会有私心，政府才能够秉公处理，但是实际上，后来整个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所带动的已经不是他当年那个计划经济国家主义，后来变成市场经济。当然市场经济民营企业有其缺点，但是机动力比较好。我觉得蒋经国早年的生活对他影响很大，而且也使得经国先生跟其他的领袖不一样。他自己在日记写了好几次，他说就是因为我在苏联，我亲眼看到这些共产党有多么凶狠、多么残暴，他们对于自己的党员有多么的残忍，他说我更有决心来反共，就是因为我在苏联亲身经历那么困苦的生活，所以让我更能够深刻的体会一般百姓生活之不易。
他后来一九三七年回到中国，二十七岁，很年轻，他父亲就让他去江西，他在江西好几年，职务也不高，他在江西办训练、办教育等等，但是我觉得他很重要一块就是内战时期，他前后有五年的时间跟着他父亲身边。
蒋经国一生颠沛 与台湾命运共存
郭岱君:
后来五零年到了台湾，当时他也就是四十岁正值壮年，到台湾他一开始成立了救国团、成立了政工干校，这个都是跟他早年在苏联的生活是有关系、是相呼应的，因为他了解青年工作很重要，他也了解军中的政工思想非常的重要，他也参与了一些情治方面的工作，还有国家安全方面的工作。这是他最早的十年。他后来做了退辅会副主委、主委，开辟横贯公路、建立荣民总医院都是这个阶段，之后他做了国防部副部长、部长，慢慢的就是从青年、情治、退伍军人，到军事方面，他也做了当时负责经济发展的经济安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也涉猎了经济方面的工作。后来他做了行政院副院长，一九七二年担任行政院长，又是另外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说，从他到台湾的一九五零年到七二年，这二十二年之间，他历练过各种不同的工作，七二年之后他做了行政院院长，他就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他的运气不好，他这一生没什么好日子过，总是颠沛流离，到了他快要做国防部副部长，他到美国去访问，被刺杀，然后马上就是退出联合国，基辛格跑到中国去，然后尼克松访问中国，然后很快的日本就要跟中华民国断交，七零年代几乎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陆陆续续跟中华民国断交。
他的日记里还提到，他认为最大挑战就是一九七七年民国六十六年的中坜事件，那次选举国民党败得很惨，不但败得很惨，而且政治活动在街头上展开，甚至有冲突和暴动等等，他觉得这是这非常大的冲击，他当时认为“党国将有大难”!
蒋经国担任总统 台湾最艰困时刻
郭岱君:
等到他后来当了总统之后十几二十年都是台湾最艰苦的时候，一个个国际上的空间越来越缩小，一个一个国家断交。而同时，中共在一九七六年结束文革，然后七八年开了会议之后，对毛泽东和对于文革有了三七开、四六开的定案，邓小平也推出改革方案，展现出改革，同时中共对于台湾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以前坚持武统，这个时候转为统战，用统战的方式，所以之后就有叶剑英提出的“叶九条”(“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等等，那么台湾如何应对，所以这时候两岸的压力也来了。还有美国，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美国就一直跟中国的交往越来越多，就开始酝酿跟中共建交，所以蒋经国在七零年代，在内政、外交、国际关系、两岸各方面都是台湾最痛苦的时候，到了七九年，最后连美国也跟中华民国断交，这种压力简直是很难很难形容，这是他比较痛苦的。可是看蒋经国的日记是看他遇到的每一个挑战，他去想怎么去应对。
还有就是反省，蒋经国是一个很注重改革的人，他的日记里面经常写到改革，我至少可以举三个例子，像是“我们今天不改革，人家就来改革我们。”“我们如果自己不改革，别人就来改革我们。”“今天不改革，明天就晚了。”他的日记里有很多这种句子。他经常反省，这种反省的思维最多的时候应该就是七零年代，当时国际情势变了，两岸关系也变了，台湾内部的情况也在改变。
记者: 您谈到七零年代比较关键的几个时间点，那么一九七五年，他的父亲过世对他肯定是一个很大冲击?
郭岱君:
他的父亲在1975年过世，其实那个时候台湾已经是一个内外交迫、风雨飘摇的时候，因为你看国际上断交一个一个来，中共进了联合国，进了安理会，台湾跟一个一个国家断交，然后中国的文革已经是尾声了，中国慢慢也开始在改变，要不然中共不会去跟美国互相暗通款曲来往，所以两岸的压力也随之而来。
那更重要就是台湾有越来越多人希望有更多的参政机会，这种压力越来越大，例如一九七七年中坜事件，许信良没有获得国民党提名而自行宣布参选，国民党人员企图作票，引起民众与警察发生冲突，后来投票所重新开票，许信良高票当选桃园县长。
还有从海外回来的人办各种报章杂志，支持和反对国民党的都有，即使是支持国民党的人也认为国民党应该有一些新的气象，来自于国际两岸和台湾内部有很多的压力，所以蒋经国在七五年父亲过世以后，接到的已经是一个，我们不能说是个烂摊子，但也已经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
台湾内外情势剧变 蒋经国专注建设台湾
记者:
蒋经国对台湾的想法是不是跟他父亲不太一样，他父亲是把台湾当成一个反攻大陆的基地，蒋经国是不是把更多的心力放在建设台湾上面?
郭岱君:
他们父子对于台湾的发展并没有非常大的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两个人有一些不同的角度。比方说蒋中正先生他的日记里面可以看出他是真想反攻大陆，而且他也真的做了好几次，尝试去反攻大陆。但是蒋经国跟他父亲不一样，因为蒋经国有很多出国的机会，他有跟很多外国友人来往，他也思考了很多事情，特别是他对苏联的了解等等，这一点他父亲就跟他两个人在思维上还是有差距，所以蒋经国是比他父亲更能够理解到，不管要不要反攻大陆，但是要先把台湾建设好，才有能力反攻大陆。这也是后来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他比他父亲更能够明白军事的反攻不切实际，台湾实力在哪? 就要用政治反攻，也就是台湾的经济成就、社会繁荣，用这些把台湾建设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再把这个模范省带到中国大陆去，这一点是他跟他父亲不太一样的。
记者:
他的父亲是要反攻、要光复大陆，到蒋经国的阶段就是另外一种想法?
郭岱君:
他父亲到台湾来是真心诚意的建设台湾，推动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然后还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他父亲任内用了十年时间把台湾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奠定了这些基础，才会有后来的经济繁荣。蒋经国承续他父亲的基础继续做，可是蒋经国比他父亲更能够承认军事反攻是不切实际，认为应该好好的建设台湾。所以蒋经国在七零年就开始准备要做后来所谓的“十大建设”，很多人都以为“十大建设”是因为石油危机，一九七三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政府才开始做，其实不是。从蒋经国日记里看得很清楚，他在七零年到处去看，当时已经准备要做进一步的基础建设，以前是铺路等等，现在要开始建海港加工出口区，还有科学园区都是他任内做的，七零年、七一年他已经规划好了，场地也看好，他自己到处去看，反而是石油危机来了以后使得成本增加，反而当时有人说现在成本增加，政府没钱，我们就缓一缓吧，先暂时拖一下。反而是蒋经国说，不行，我们一定要做，“现在不做，将来就会后悔”。这他很有名的一句话，就这个时候说起来的。
蒋经国了解共产党 称美国与中共建交是“与虎谋皮”
记者:
一九七六年大陆文革结束，逐渐开放。蒋经国应该也注意到中国大陆逐渐开放的一些变化，从他的日记能不能看出他对中共改变的看法?
郭岱君:
中共在文革结束之后开始反省，认为过去的做法不对，所以才会把过去的作法，三七开、四六开，开始采取“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比较实际的方法。经国先生很注意中国大陆的发展，但是我认为，在他日记中看得出来，中国大陆的发展对他来讲也是一个driving force(推动力)，使得鞭策他要更加的加速在台湾从事改革。但是他也说“我最了解共产主义的真相和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例如像美国跟中共建交，他就说美国将来一定后悔，因为你是“与虎谋皮”，你最后是把你的资源开放给他，然后你就发现他把你东西拿走，他没有任何回馈。这是他在七零年代初讲的，换句话说是将近四五十年前说的，现在完全说中了吧。蒋经国说“我了解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没有人比我了解”，他说他已经在苏联深刻体会。蒋经国和他父亲对于共产党的了解在不同的层面，经国先生是真正的在那边生活过很多年，他的父亲也有跟共产党的相处的经验，但是他父亲可能更多是在理论上了解共产党。
撰稿 陈美华 责编 许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