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周末，反战游行在世界各城市如火如荼串连，台北也不例外，民众群起走上街头声援乌克兰，来自成都的上官乱拿着手写标语“Stand with Ukraine”，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参加游行，自由的灵魂没有隔阂，也没有国界。
在游行队伍中，她既是声援者，也是观察者，一位身穿越南奥黛的大妈抓着她的目光，攀谈后，她打从心底佩服在脸书写下：“原来她是越南人，台湾新住民人权协会的会长，在越战中逃来台湾的难民，如今专为我这样的台湾新住民争取权益。”
今年3月，上官乱定居台湾刚满一年，这位朋友圈口中的“成都才女”嫁作台湾媳妇，创作的笔从未停顿，“其实成都的写作圈95%是男人，女性很少。”她这么回应才女头衔，近年来她在网络发表的女性议题时评接连被蔽屏，帐号被封也是家常便饭，“以前我们这样开玩笑说，作为一个写文章的人，你没有被警告过，你没有被封号过，或者你没有被打电话过问过，那你就是没有得到一个勋章。”
被边缘化的中国女权运动
自我解嘲的“勋章”，背后是无奈和失望。大学时期，上官乱抱着满腔理想选读新闻科系，毕业陆续在杂志、报纸、网站等不同传媒平台工作，游走后，她选择做自己的主人，创作的范畴从文史、小说、旅行到影视剧本，“我写的一直都是女性题材，慢慢地不知不觉就变成以女权为主了。”她回望生涯的转折，“在中国所有谈女权的就被封号，最近又封了很多号。”
去年夏天，成都的文化组织邀请上官乱远距开讲“女性困境的多重维度”，一系列的女权线上讲座却在中途喊停，“不知道主办方是接收到来自上面，或是文化部门的一些管制，就给我取消了。”她意识到自己也身陷性别议题的困境，“不仅面临公权力的打压，还要面对男性对女权的攻击，甚至来自同性的攻讦。”
这天上官乱一面做菜、一面闲聊，骨子里思辨的新闻魂又勾了出来，“我在大陆做媒体的这10年，一开始可以说一点不好的，到后来就不能说坏话，但是你可以保持沉默，再到后来沉默权也没有了，你必须说好话。你觉得这个已经到顶了吗？没有，比如说像现在，你还必须说规定的好话。”
眼前的川妹子忽然打住话，紧盯铁锅里的川式回锅肉，拌炒得油滋作响，满屋子浓辣喷香，然后一声令下发落老公洗锅，她转身拿起盆子，走向家门前的农园摘葱，“不仅是辣椒，公公特地为我种过很多东西，你看我说要葱，他就帮我弄了这么多葱。”
媳妇视角窥见两岸大不同
这位女权作家很快融入两岸家庭，写作、下厨是她的生活日常，“在家创作是一个很闷的过程，我要找空闲给自己喘息一下，做饭是一件很解压的事情。”她始终保有女性自主意识，“大家都说大陆媳妇很乖呀，每天给公公做两顿饭，其实没有公公，我还是每天做两顿饭，而且做得很开心。”
媳妇新角色让上官乱有机会从不同视角探索社会议题，她报名台湾民间团体承办的新住民课程，对比中国台胞协会为两岸家庭安排的活动，“台湾是告诉你有什么权利、福利在这边，如果你是女性，还提供家暴热线、弱势群体服务，从人权和福利让你融入这个社会。”她看见两岸出发点的差异，“中国却是宣传一国两制政策，一直在做大外宣。”
她感叹说，这是民主化最大的不同，台湾绝大部分的社会运行依靠民间力量，服务的对象就是人，在中国所有的民间力量都是党允许存在的，甚至是党变了一个身，变成民间力量，所以不会站在民众的角度。
她还记得一段课堂后的对话，老师问台湾有什么好的地方？“这儿就是言论自由，讲一句话不会被喝茶。”她笑着回答，“一个越南姐姐就过来，越南也是，在脸书讲错话就会被喝茶，我就说，姐姐，你们越南至少可以上脸书。”
没被看见的铁链女们
3月8日妇女节，上官乱在脸书转贴一张徐州八孩母铁链女的时事漫画，漫画上写着“我们和她没区别，不过什么妇女节”，简短一句话戳中荒诞的社会乱象，女性不但沦为人贩子的猎物，也被拴在受虐的弱势角色中。
她曾写了篇文章《拉姆已逝，更多边缘女性仍生活在黑暗里》，藏族女孩拉姆是拥有几十万粉丝的视频博主，两年前在直播时被前夫浇油烧死，“几乎在所有被卷入舆论漩涡的家暴案件里，都少不了警方的不作为。”她点出制度性缺失，“很多警察都会模糊暴力与争吵的边界，以至于不少警察从不把家暴当回事，觉得夫妻双方过日子少不了打闹。”
来台定居前，上官乱在成都的一个派出所办证，“当时正好有一个家暴案的报警电话打过来，然后我就问家暴案报警的多不多？警察说多呀，基本上一周平均会有4到5起吧。”她抽丝剥茧追问，“那你们怎么处理呢？他说就劝呀，我们能怎么样，有时候两口子打架，你怎么能判断谁打谁呢？”
“拉姆们的未来仍然笼罩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中。”她一字一句写下沉痛的结语，因为纵然2016年中国已颁布反家暴法，但是迄今没有任何的配套措施，在缺乏公平的权力结构、法律系统和社会救济途径的情况下，受虐女性依旧是生活在悲惨世界。
我的子宫握在国家手里
生育这件事，也是中国女性的痛处。“阿霞人生前50年的命运，都困在了这个小小的环里。”上官乱以第三人称道出母亲被嵌套在节育环的故事，这一只环导致子宫长期发炎，取下来后又怀孕了，一胎政策逼得她做人工流产，直到停经，她才终于找回了对子宫的支配权。
“如果节育器不是为了生育自主，那就形同魔鬼。”上官乱的笔尖很犀利，她理性爬梳数据，中国至少有1.3亿妇女一直戴着节育环几十年，关注人权的前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也是受害者，因为节育环在体内待了太久，最后不得不把整个子宫拿掉。
对80后的上官乱来说，这一代人在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然后经历2016年开放二胎，如今再松绑为三胎，“凭什么你让我们不生就不生，你让我们生就生。”她忍不住控诉，“女性的子宫没掌握在女性的手里，它一直都是个国家工具。”
曾经，上官乱不认为自己这辈子会结婚、生小孩，几年前，抱持独身主义的她却萌生想要孩子的念头，“我觉得那是我生命的延续，准备好钱了，我才发现没有权利冻卵，因为在中国单身女性没有参与生殖辅助的权利。”她缓缓聊起自己的经历，“它把每一个女人看成一个行走的子宫而已，女性能反抗就只有这个了，低生育率。”
异乡人书写台湾日常
嫁作台湾媳妇之前，上官乱曾以旅人角色走访这块土地，出版随笔集《这样走，才能看见真台湾》，一路上，她探寻形形色色的台湾样貌，从地方黑帮、公娼运动到滇缅孤军，一篇篇接地气的视角，勾勒出充满生命力的人文风景。
这本书的诞生却面临乖舛命运，出版社、省文化厅、国台办接力审核将近两年，“最后终稿拿出来一看，说民进党坏的不会被删，但是说民进党好的全被拿下。”她没躲过政治审查这把刀，“比如（当时县长）游锡堃在宜兰的时候，其实做了许多挺棒的事情，但是整篇被拿掉了。”
“我之前是写给大陆人看的，现在我要写给台湾人看，作为一个新住民，我希望更多台湾人能够更深刻去理解自己脚下这块土地。”她又燃起创作动能，“虽然这本书肯定不赚钱，但是无所谓，我就是赚一个心里开心。”
隐身在台北巷弄里的“女书店”，是上官乱口中的“精神堡垒”，这是华文地区第一家女性主义专业书店，每次来台北，她几乎都要来这走一圈。
这天她又泡在女书店里，跟书店经理Sophie交流彼此对中国女权运动困境的观察，两人话匣子聊开了，Sophie谈起两年前有一群朋友特地把女权书籍从中国送来台湾，请女书店代为“照顾”，这些简体书摆在角落里的书柜，被噤声的沉重枷锁，只有消失的“托孤人”最清楚。
“看到这些书一本一本变少，然后这儿逐渐变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再次被填满，或者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看不到简体的女性主义的书了。”上官乱伫足在书柜前若有所思说，“我们没有办法像台湾得到这样的土壤、这样的空气，但是这股力量还是存在的，就像一场冬眠。”
文化人是社会的火种
上官乱随夫家住在桃园中坜，创作之余，她也游走在邻里乡镇之间，对身边的人事物保持好奇心。国共内战之后，滇缅边界的孤军辗转落脚中坜的龙冈地区，老一辈依旧操着云南方言，她亲切用四川话闲话家常，“云南话很接近四川话，没想到，离我这么近的地方可以听到乡音。”
当地居民在屋前挂起国旗，甚至在国庆日举办升旗典礼，漫天旗海飘扬天空，“在台湾，这个青天白日旗已经不再是个意识形态了。”她凝视这一幕脱口说，“他们是真心的爱这面旗，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这是一个民主化的地方。”
中坜也在台湾战后的民主化历程留下扉页，当年挑战威权统治的群众运动“中坜事件”，如今在历史现场以纪念馆重现民主运动点滴，上官乱走进历史事件，不自觉又陷入复杂的思绪之中。
她掩不住失落口吻，“全世界都把1989年当作一个中国民主的进程，事实上，中国在1989年之后整个民主进程基本上就消声匿迹了，同样是学运，野百合学运改变了台湾，但是1989只改变了想改变世界的人，只改变了学生自己，只改变了知识分子自己。”
“文化人是一个社会的火种，火焰当然有众人时才火焰高，但是首先要有火种。”这一刻她像是在跟自己对话，“如果文化人失去自己的责任和良知，那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我希望有幸能够作为一个火种。”
采访：麦小田、李宗翰 责编：许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