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九旬的高秉涵律师老家在山东，1949年跟着国民政府大撤退来到台湾，三十多年来，他抱了两三百个老兵骨灰回大陆，一场疫情打断回乡步伐，今年初中国解封国境，老律师继续扛起乡愁的担子前行。回首国共内战，他走过死里逃生的战乱岁月，看见战争撕裂无数家庭，如今台海紧张对峙，他五味杂陈说，“两岸都是我的母亲，不要再受伤，绝对不能变成弹药库。”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年近九旬的高秉涵“抱老兵回家”的脚步跟着停摆，今年元月中国正式解封国境，“老哥，这一次我就带你回家，因为现在大陆已经不需要隔离了。”他端着咖啡跟骨灰坛聊天，嘴里没忘和老乡说笑，“你们先喝，要给我留几口。”
这一幕闲话家常就在高秉涵台北家中，“这个房间是我的书房，也是老哥们休息的地方，在疫情以前最多放8个（骨灰坛）。”他喝了口咖啡，转身走向书桌，“我要写东西了，你们陪着我写吧！”疫情期间，老哥们看着耄耋游子，驼着背伏案疾书，写下颠沛流离的时代记忆《山东少年传奇》。
高秉涵1935年出生在山东菏泽，13岁那年国共战火炽烈，他离乡背井投奔流亡学校，跟随逃亡人潮从厦门登船，退避金门，再来到台湾，半工半读成为一名律师。“我抱的不是骨灰，是满满的乡愁，为什么是乡愁？因为这些老兵没有来得及回家。”他年少离家的复杂情绪又被唤起，“我还很幸运，虽然说父母见不到了，我还可以回家。”
山东少年的国共家庭
高秉涵的家庭有如一部暗黑年代的民国史，他的外祖父宋绍唐是满清末年最后一批留学生，在日本东京追随孙中山组建同盟会，是中华民国的建党开国元老；他的父亲高金锡在菏泽担任小学校长，1947年被共产党地方武装就地枪决，不过，他的两个姐姐不满蒋介石的领导，同一年在延安高呼“共产党万岁”。1948年母亲要他只身离乡逃命，免得招来杀身之祸，没想到这一去到了台湾，政治口号却是“反攻大陆、消灭共匪”。两党共存的革命家庭，映照了时代洪流下的无奈与残酷。
1945年到1949年是国共内战最激烈的时期，“那时候国共双方都杀红了眼，我母亲赶去收尸，狗已经把我父亲的肠子拉了出来，她抢肠子时还被狗咬。”高秉涵回忆悲惨年代。两岸开放后，他回故乡到史料部门查考父亲被杀的原因，“我人生第一次看见杀人有统计表，我父亲因为是国民党员，他们认为他是反动分子所以该杀，还有人被写上杀错了。”
“我离开家的时候，一个是恨共产党，一个是怕共产党。”高秉涵记忆犹新说，母亲送他上车的那一天，临行前的叮咛深刻烙印在心中，“你要跟着国民党的军队走，帽花是一个太阳的（国军），你就跟他走，帽花上有星星的（解放军），你就赶快逃，那个就是共产党，千万不要跟错了，娘等你活着回来。”
中秋前夕，母子含泪仓促话别，“妈妈看我脖子有点冷，她就把头上的围巾拿下来，给我围在脖子上。”高秉涵抚摸着陪伴他走过风霜岁月的围巾，母爱的余温仿佛未曾褪去。千里逃亡的路上，他多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甚至起了自杀的念头，一想起母亲，他咬牙挺了过去。
年幼的高秉涵一路跟着帽花，蒙蒙懂懂飘洋过海，如今两鬓苍苍，头上戴的鸭舌帽却印着“齐鲁”二字，从少年到白头，始终活在思念之中。
和老哥结下回家之缘
1949年国民政府大撤退，到台湾的军民大约有200多万人，“数万军队和军眷，像潮水般地涌向船艇，因挤压倒在水中的人，被前推后拥的人踩在脚下。”高秉涵在书中写下这一段厦门滩头的惨烈场景，海滩染上一片血红，他惶恐踩着浮尸被推挤上船，生和死仅在一瞬间。
孤苦无依的异乡游子在台北街头遇见昔日的小学校长，他垂丧着脸说，“我想回家。”校长反倒劝他，“傻孩子，到台湾来了，这辈子能不能回家还不知道，趁你现在还年轻，赶快想办法读书，你娘一定会很高兴的。”
高秉涵发奋苦读，考取法律系，先后取得法官和律师资格。他念旧成立“山东菏泽同乡会”，同乡把他的事务所当成聚会所，连户籍资料的紧急联络人都写上他的名字，无亲无依的老乡不忘交代，“高秉涵你年纪最小，万一反攻大陆以前我走了，你回家了，你不要忘记把我的骨灰抱回家。”
“我说老哥放心，如果是你们先走，我一定把你们的骨灰抱回家，但是谁先走不知道呢，老哥们就说，高秉涵你不能先走。”他惦着自己的承诺，两岸开放探亲迄今，抱了2、300个老兵回家，“各省都有，最远的一个老兵的家属是在新疆。”
返乡前，高秉涵领了骨灰坛就暂放在家中，各式骨灰坛频繁进出高家，左邻右舍一度怀疑“高律师是不是改行当法师？”女儿高士珮也激烈反弹，因为担心朋友以为来到灵骨塔，而且看着骨灰坛上的照片，伯伯好像在对她笑，让她心里发毛害怕。
“我就告诉女儿，我下个月就抱他回家乡，他感谢得不得了，你害怕什么？他在保护我们。”高秉涵要她换个角度思考，“最后，帮着我抱骨灰最多的就是我女儿。”
“我到了国外去然后再回来，其实我看的角度已经不一样，我爸爸这么小出了家，我觉得他的苦，我能知道。”高士珮赴日本留学后深刻体会想家的心情，看到骨灰坛也不再恐惧，“他可说是一个人在做一件傻事，就像是愚公移山一样，一坛一坛带回去，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圆别人的梦。”
今年农历春节，家中仍摆着两坛骨灰，高家人围炉吃年夜饭，丝毫不觉得带晦气，一如往日老乡们来家中过年般温馨自在。“他不是律师，他是法师。”高士珮当着老爸的面开玩笑，“法师的意思就是，他有一种魔力啊！”
老兵的自由返乡运动
不只抱老兵回家，身为律师的高秉涵也和老兵一起走上街头，争取自由返乡的基本人权。
两岸对峙的戒严时期，这群老兵无法回大陆与亲人重逢，连一封家书都是奢望，1987年4月他们成立“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要求开放返乡探亲，高唱《母亲您在何方》，那年的母亲节，各路老兵在国父纪念馆集结，穿着印有“想家”字样的上衣，高秉涵也加入老兵行列，打从心底呐喊“我要回家”。半年后，时任总统蒋经国宣布开放大陆探亲。
1991年，高秉涵回到朝思暮想的老家，他悲恸跪在母亲坟前责问，“儿子活着回来了，您怎么没有等我？”弟弟难过地跟他说，每年除夕夜母亲一面为他拣菜、放在碗里，一面喃喃自语“如果你还活着，你就吃吧！”接着放下筷子，独自黯然回到房里，从他离家后，没吃过年夜饭。
这一条回家的路，他走了43年才回到家门，他悠悠道出满腹惆怅，“回家的路再长，也长不过一生；回家的行囊再重，也重不过乡愁。”老律师一肩扛起老兵的沉重乡愁前行，他走过的时代故事成了金钟奖导演王小棣的剧本，去年改编成电视剧《谁说妈妈像月亮》，他百般感慨说，“这真是人生如戏啊！”
一幕幕母亲思念游子的画面在他脑海打转，“有个开计程车的同乡，跟母亲连络上、机票也买好了，后来发现罹患肝癌，没两三个月走了。”他带着骨灰到兰州赴约，“我说你儿子在这里，他母亲马上跪下谢我，虽然没见到儿子，至少见到了骨灰。”
传承一个时代的使命
眼看着父亲迈向风烛之年，高士珮流露不舍的口吻，“他就是这么瘦，年纪又这么老了，你会发现他搬着搬着（骨灰坛）手就抖了，脚也抖了，但是他的心不老，他还是很努力的往前冲，为了老哥们要回家。”
高秉涵着实没服老，每天依旧提着公事包到办公室，打理同乡事务，还盘算着今年5月继续抱老兵回家，手机的讯息声叮咚响个不停。“对于死亡，我毫无恐惧感，人终究要走的。”他豁达坦然说，心头唯一放不下的就是老兵，“这是我的接班人。”他这样介绍迎面走来的年轻律师陈荣哲，一个时代的使命由新生代接棒。
2018年高秉涵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成立“洄源文化交流发展协会”，陈荣哲也是成员之一，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他没有省籍之别，以行动支持老律师的善行义举，“这些老兵们想要落叶归根，我只是做我应当做的事情，并没有觉得担子重。”他眼神望向敬重的老前辈，“您年纪也大了，抱骨灰这种苦力活就交给我。”
忘不了的逃兵憾事
回顾国共交战，炮火已熄，不过，台海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高秉涵看见战争撕裂无数家庭，一桩桩离散悲剧淹没在历史灰烬，他想到埋在心底的憾事，不由得鼻头一酸。
那年他从军法学校毕业，被派赴金门担任军事法庭法官，当时正值第二次台海危机（八二三炮战），“大家分到金门、马祖都很紧张，我不害怕，因为我起码从金门可以看到大陆。”他提起菜鸟法官的心情，“第一个案子就是遇到一个逃兵。”
这名逃兵出身厦门渔家，国共内战时莫名其妙被抓兵入伍，从此母亲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家就在小金门对面，晴天时还可以看到老家，退潮时只有2000公尺不到。”高秉涵缓缓说，“他偷了个轮胎，入夜摸黑游回厦门，没想到又被海流冲回金门。”
“我问他，你为什么要逃，他说我想妈妈。我说你知道这一逃是要枪毙的，他说我知道。”他忘不了开庭时的对话，“我心里想，如果菏泽就在厦门，我可能比你逃得还快、逃得还早。”
这份思亲的苦楚让他一度拒绝审理这个案子，“到后来因为我是刚出道的法官，只能审案、判刑，这是我的职责。”他叹了口气，“这是一段很悲痛的事情，也是我人生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两岸都是我的母亲
战争的印记深深烙在高秉涵身上，他低头拉起裤管，削瘦的双腿布满褐黑的伤痕，“看到我的腿，就看到战争的残酷。”他经历死里逃生的战乱岁月，“这个肉是死的，在逃难的时候受伤，都生蛆了、生虫子了，几乎看到骨头。”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不断，他在书中这么描写人间烽火：“如今，在这个地球村里，村东的坟场筑起了高楼，高楼又成了坟场，村西的校园变成了战马槽厩，寺院变成了停尸间，昔日的刀剑，换装成核武，城垛虽已倒下，烽火仍在燎原。”
看在他眼里，这一切离不开一个“争”字，从人和人争，到现在是国家和国家争。“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付出多少。付出就是不争，没有争，就没有苦难。”他缓缓提笔写下自己的人生观，“你不重视苦难历史的人，终将是下一次苦难历史的受害者。”
这一刻饱经沧桑的脸庞又陷入历史的离殇，一字一句道出深切感触，“两岸都是我的母亲，不要再受伤，绝对不能变成弹药库。”
采访：麦小田、李宗翰 责编：许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