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2016年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位朋友家，碰到了一位刚从家乡探亲回来的维吾尔女士，寒暄过后，我问那位女士家乡的情况, 她告诉我家乡情况很紧张，各地到处是公安检查站，而且只查维吾尔人。
说着、说着，她愤愤不平起来：“知道吗，大多数检查站，检查、搜查维吾尔人的都是维吾尔公安、或者协警，而且特别蛮横粗暴，最坏的还是我们维吾尔人！”在场其他宾客也开始附和，话题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入到了谴责维吾尔坏蛋，矛头指向了维吾尔人，自我审查、检讨开始了；看起来，在场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两件维吾尔公安或干部故意刁难不办事，最后汉人公安、或汉人书记出面解决问题的事例。
我一直耐心地听着，等大家都说完了，我笑着问那位女士：“我知道你在美国也生活了几十年，知道美国的警察大多都特有礼貌，从不在街头设检查站查身份证；特别是维吉尼亚州的警察，没有听说过他们受贿；无论是犯罪、还是交通违法，美国的警察绝大多数都能彬彬有礼、按法律办事，不会无缘无故野蛮粗暴。你想过为什么吗？”
她有点迟疑，我不等她回复，告诉她说：“是制度的问题，好的制度选择好人，同时用严格的制度约束人。是人都有欲望，都或多或少有邪恶阴暗的一面；好的制度，如我们居住的美国民主制度，尽管也存在这样、那样的毛病和不足；但在录用人时，尽可能寻找好人，再通过规章制度和法律，及监督机制，规范强力部门和权势者，迫使其向善、向上。而专制、独裁制度，对邪恶者、对地痞流氓敞开大门，使其恶性得以自由释放，使人性邪恶的一面赤裸裸、堂而皇之，使人们忘记了人之尊严、礼貌和爱。”“我知道维吾尔公安、或者官员对自己同胞常常是比别人还粗暴蛮横，有求于他们时，拖延或根本不办事。”
我继续道：“我也经历过类似的场景；但那只是表面的现象。维吾尔公安、或官员的蛮横粗暴、不办事的原因：首先，是那些维吾尔公安、官员根本就没有实权，官员基本是副的，警察是狗腿子打杂的；维吾尔人上至自治区主席，下至村长、组长，只是挂名傀儡；其次，那些被任命的维吾尔狗腿子，为保住官位，必须在汉人官员面前时刻表演忠诚；而凸显忠诚最好的办法是狗腿子唱黑脸，主子唱白脸。”
自被中国殖民占领以来，维吾尔仁人志士不断的反抗、不屈服，迫使中国政府一直积极寻找代理人，以服务于殖民政权；有点名望，有野心、学识和能力，愿意投身依附殖民者的维吾尔人，经过上溯三代的层层审查，而被任命为党政机关挂名领导；无专业技能、走投无路者，被大量招入公检法司做帮凶，包括招入公安政保、国安等；街头无赖被雇佣为协警；他们，贪赃枉法并不逊于汉人官员；更有一些恨爹妈将其生为维吾尔人的败类，获得主子的赏识后，为加快升官发财途径，成为其主子打手迫害其同胞，积极协助殖民者制定种族灭绝维吾尔人政策恶法，成为反维吾尔先锋。
然而，这不应该使有思考能力的人感到奇怪！因为极权制度的权力是向上负责，只要让上面的主子满意就可以，下面百姓死活不用考虑，没有人追究鱼肉百姓的责任；民主制度的权利则是向下负责，必须让选民满意，否则下次就让你被铺盖卷回家，失职、渎职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而殖民统治下维吾尔官吏的悲剧是，稍有良心的，他们自始至终面临两难，满足其代表的维吾尔民众，则无法使其主子满意；让主子满意，则被维吾尔人唾弃；至于那些失去了信仰、没有了良心的维吾尔官吏，则纯粹是行尸走肉，活一天算一天。
维吾尔人中流传着一个笑话，据说一位退休的维吾尔副局长身体不舒服，去看医生。一位汉人医生仔细检查完他的身体，对这位前维吾尔副局长说：“你得了副伤寒，需要打针吃药，再休息静养几天就好了。”维吾尔人一听这话，很不高兴地说：“医生，我这一辈子一直都是副科长、副处长，到临退休才混了个副局长，怎么我们维吾尔人得病，还得是副伤寒，还是副的；难道维吾尔人就不能是正的吗？”维吾尔自治区范围内，凡是行政第一把手是维吾尔人的部门，如自治区主席、人大、政协主席、市长、县长、民政厅局长等，行政第一把手权利为零，汉人书记掌实权。凡是书记、政委、指导员为维吾尔人的部门，则书记、政委权利为零，行政第一把手汉人掌实权；如执法强力部门和掌钱的部门，公检法司、土地局、税务局、财政局等。
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兵团，则是国中之国，是殖民政府的开拓团、党卫军，纯汉人天下；上至兵团司令、政委、下至各团场及营长、连长，清一色都是汉人；为了掩盖兵团殖民党卫军本质，殖民政府在兵团司令部设一虚位副政委，安排维吾尔、或哈萨克人做摆设。 维吾尔人内定不能掌权的是各级公安部门，国安部门，武警部队和军队；上自公安厅局、下至乡村派出所、武警部队、军队，掌握决定权的都是汉人；维吾尔人最多被安排个挂名的副政委、副所长、副队长，副团长、副营长、副连长等。而且，在维吾尔自治区内任何单位，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都是党委绝对领导一切；而党委里，汉人拥有着绝对多数；因而，即便有一两个有良心的维吾尔官员，偶尔能够通过层层审查而混入高层，想做一点什么，也是根本无法施展手脚；汉人掌控的党委决议，就能让维吾尔官员的想法成为梦幻，使维吾尔官员被傀儡化，成为众矢之的！
如同中国各省市，维吾尔自治区各市县、村镇中的好吃懒做，上不了大学的，初高中辍学，又没有一点技能的，唯一选择就是当协警、或保安；甚至是大学毕业的维吾尔人，在走投无路下，也被迫选择做警察。这个趋势，自2016年起更日趋强化。这些人，大多没有学历，素质不高，或有暴力倾向，好吃懒做；即便是那些大学毕业的，也因暴虐的政治环境，最终也会和那些贪官污吏、酷吏同流合污，因为，中共的独裁暴政体制下的制服，给予他们无限机会去发泄、释放他们内心深藏的邪恶。那位女士看到的那些检查站里粗暴野蛮的维吾尔协警，本来就是维吾尔社会里好吃懒做，坑蒙拐骗的地痞无赖；这类人，自共产党占领以来，层出不穷。
例如，在1950年代被树为典型的土改时配合共产党趁机掠夺他人财产的和田维吾尔无赖——库尔班·吐鲁木，被殖民政府拔高宣传；他和毛泽东见面的雕塑，不仅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而且也成为他后代不劳而获的资本。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现代的库尔班·土鲁木——另一位和田人库尔班江·赛买提，在殖民政府支持下，巡游列国，到处编故事、写书，为殖民者唱赞歌；然而，令人捧腹的是，他们，也时不时地抱怨被歧视。库尔班江曾写文章埋怨在北京机场被警察粗暴喝斥，还被单独审问几个小时。他们以为，凭他们出卖同胞的丰功伟绩，他们应该与汉人平等。
中共极权统治下的逆淘汰，更使一些维吾尔知识分子成为殖民政府的帮凶，为升官发财，他们不惜争相向殖民者卖乖，蹂躏自己的民族。如雪克来提·扎克尔、艾尔肯·吐尼亚孜等。然而，他们最后的命运，也都是兔死狗烹，如退休自治区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前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前自治区政法委副书记希尔扎提·巴乌东等，要么是在北京的幽禁中孤独死亡，要么烂死在黑暗监牢。
无论是助纣为虐的民族的败类、苟活者，还是街头地痞流氓转身而为警察、协警的；无论其为自愿或被迫，他们都是魔鬼的助手，是刽子手的帮凶，是暴政的走卒；他们的罪恶，不是平庸之恶，而是有目的的有意而为之；因而，罪不可恕。总而言之，只要邪恶的极权制存在，只要有殖民暴政，就一定会有流氓地痞充当殖民者帮凶，就会有民族败类、叛徒和奸细，就会有懦弱者和苟活者依附暴政行恶。但他们绝不是任何一个民族中的绝大多数，更不是主流！
暴政下的弱势民族不能一味地自我谴责，自我审查，这只会有助于极权殖民者；在谴责那些披着维吾尔人皮野蛮恶警的同时，还要看到那些为自由献身而尸骨不全，家破人亡仁人志士的勇敢和高尚，他们才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他们才是一个民族的中流砥柱！
谴责丑恶、暴虐，不能只看表面现象，仅停留于怪罪展现野蛮丑恶的个人，而忽视了暴虐者背后的制度支撑，这个制度支撑，在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新疆），就是暴虐的共产极权制度；中国的极权制度，是集千年皇权扩张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恐怖暴政于一身的，现代极权制度中的极致，对人类道德与文明的践踏和破坏也是史无前例的；按维吾尔人说法，“水自源头被污染。”按中国人说法，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