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新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朗孜厦监狱
在所谓“旧西藏”的拉萨，实际上只有两座监狱——雪监狱与朗孜厦监狱。朗孜厦原为图伯特政府甘丹颇章政权时期的拉萨法院，其底层为监狱，二层则是办公地点，坐落在拉萨八廓北路的一座三层藏式建筑中，距离大昭寺百米之遥。与中共宣传中那种描绘“人间地狱”的画面大相径庭的是，这两座监狱都非常狭小，关押的犯人最多时也不过三十余人。而且管理松散：犯人每天可以自由外出乞讨，每逢藏历新年，还会获准回家与家人团聚，节后再回到监狱继续服刑。
这些年来，我多次参观过朗孜厦，每次都能看到它的陈设和展览内容不断变化，始终紧跟时代的宣传步伐。比如2018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我走进朗孜厦，除了见到几间阴森的牢房、几个面目或狰狞或凄惨的塑像，以及陈列室里一些简陋的刑具，还听到几台挂在墙上的小扩音器循环播放着几段汉语解说：
“有的人怀着一线希望，在墙上刻下了计算关押时间的符号，但是一天一天，是多么漫长的日子。……旧西藏有许多野蛮而残酷的刑罚，这里曾有不同的刑具，实施剜眼、砍手、断足、剥皮等酷刑。……这是朗孜厦唯一的一间办公室，负责向百姓征税、征粮、征差。”
伴随着低沉单调的音乐，这三段普通话一直在反复地循环，起初让人哑然失笑，听久了就会心生烦躁，如同一把生锈的刀片，节奏有序地切割着耳朵、神经和灵魂。显然这种灌输有几分效果，正如《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唐史》【1】一书中提到著名驯化大师、苏联科学家巴甫洛夫的经典驯狗实验：“……反复在喂食前摇铃，它们就会对铃声做出反应，分泌唾液。……如果已经训练出了狗听到铃声就分泌唾液，之后再摇铃但并不喂食，它们就糊涂了，”而在做过了这样那样的驯化训练之后，再多的狗也会变成没有生命的留声机，“任凭主人摆布，把它们的唱针放在唱片上”。
根据中国官方的描述，旧西藏是一个“野蛮的、残酷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在所有与图伯特历史相关的展览中，必不可少的展示节目就是各种残酷的刑具，如站笼、脚铐、脖枷、挖眼用的石帽和尖刀，甚至剥皮工具等等。然而细究这些所谓“刑具”的来源，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事实上，大部分“旧西藏”刑具的真实来源是清朝驻藏大臣从汉地带来的。这一点不仅有历史记载为证，也为多位学者所指出。我也曾在几篇文章中反复提到这一事实。请允许我再次重复吧，正如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一句名言：“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可由于没有人在听，所以必须再说一遍。”
满清的138位驻藏大臣为维护清廷在西藏的权威，从中国带来了不少刑具：不仅有凌迟所用的刀具，还有木枷（藏语称“gya-go”，意为“中国门”）、拶指（夹手指的刑具）等；有些刑具因为在藏地并无对应词汇，依旧用的是汉语指称。这些刑具实际上在图伯特本土极少使用，如今却成了虚构旧西藏残酷历史的“铁证”。这些刑具甚至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长期展览，作为“控诉旧西藏农奴主罪行”的材料，用于向民众灌输“旧西藏的残暴和原始”。网上有中国人回忆称：“六七十年代，北京民族文化宫常年展览控诉西藏奴隶主的罪恶行径，人皮、头骨、各种刑具全是实物。”至今，这类洗脑展览仍不时出现，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一环。
说起酷刑，我要讲述凌迟这个中国独创的古老酷刑，堪称所有酷刑中最惨无人道的刑罚，在图伯特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是1727年，满清雍正皇帝趁图伯特内部政局动荡，派遣首任驻藏大臣进入拉萨，并带来了实施凌迟所需的刀具与刽子手，还有若干夹手夹脚的刑具。并且，越俎代庖地要替噶厦政府处死三位“逆贼”噶伦。因拉萨没有杀人刑场，就在布达拉宫下面的“修赤林卡”（达赖喇嘛的法座园林）一刀一刀地实施了三次凌迟。围观凌迟的拉萨民众，从上至下从未见过世上还有如此血腥的酷刑，确实都被震慑住了，精神上备受惊吓和折磨。连引入外人、从此留下遗患的摄政王颇罗鼐也是痛苦万分，余生为之忏悔，还在大昭寺供金灯为死者祷告。这一事件成为图伯特历史上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
虽然我们无法确知此后凌迟酷刑在图伯特的使用次数，但据藏人作家Jamyang Norbu（嘉央诺布）在其文章《从黑暗到黎明：从清朝到独立的图伯特刑罚》【2】中所述，哈佛大学出版的一本有关中国酷刑凌迟研究的著作（中译本即《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提到，凌迟刑罚在图伯特东部甚至一直持续到1910年。当时，川滇边务大臣兼驻藏大臣赵尔丰镇压康藏地区时，便多次下令实施凌迟。藏人描述这些刽子手“会让人慢慢死亡，把身体一片片割下，直至心脏，直到生命终结”。1918年中华民国时期，反抗汉人军阀的康区藏人也曾遭受凌迟、剥皮、烹刑、车裂等多种酷刑。
而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期（1895—1933年），图伯特成为世界上最早、正式废除死刑之地。达赖喇嘛秉持佛教慈悲精神，逐步推动了一系列法律改革，不仅废除了死刑，还减少了其他残酷刑罚的适用范围。这一改革使图伯特成为国际社会讨论人道主义进步的标杆之一。
如今，朗孜厦监狱的展示却以一种对历史的重新编排来试图掩盖这些事实。在这里，外来的残酷刑具被作为“旧西藏非常野蛮”的铁证，而十三世达赖喇嘛推动的废除死刑改革却被有意忽略，完全不提。这种叙事的选择性无疑反映了当代权力叙述的策略性。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发明传统意味着一种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这种记忆抹去了不适合当前叙事的部分，同时强调了被认为有用的过去。历史因此被重新编排，以服务当代需求。”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
注释：
【1】《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唐史》，（英）多米尼克·斯垂特菲尔德著，张孝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
【2】嘉央诺布（Jamyang Norb）文章《从黑暗到黎明：从清朝到独立的图伯特刑罚》（From Darkness to Dawn: Legal Punishment in Tibet from Imperial Chinese Rule to Independence），台湾悬钩子译：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9/blog-post_22.html
【3】《传统的发明》，（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