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跃刚在《赵紫阳传》的“跋”里写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赵紫阳尚健在，他曾经通过渠道向他表达过为他作传意愿，被赵紫阳拒绝。赵认为，传记从小写到老没什么意思，他的历史，晋京担任总理、总书记风云激荡的十年才值得写，其他不足论。赵紫阳这话当然有道理。不过以他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一部“从小写到老”的传记总还是需要的。卢跃刚这部三卷本的《赵紫阳传》，下卷写的就是赵紫阳晋京担任总理、总书记风云激荡的十年，上卷和中卷写的是他从出生直到晋京当总理之前那六十年。我读了前两卷，感到出乎意料的好，不但写出了赵紫阳那段历史，而且也是从一个侧面写出了中共那段历史。
赵紫阳后来自承，“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确实，在土改、反右、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运动中，赵紫阳都很左。卢跃刚不为尊者讳，对赵紫阳在这些运动中的错误言行都给予了如实的记叙。在毛时代，赵紫阳也做过一些比较开明的事。例如在大饥荒时期，身为主管农业的书记，赵紫阳曾经在广东省的一些地区推行过包产到户。广东发生过好几次“逃港潮”。逃港人数多到了成“潮”的规模，那也是地方政府有时会网开一面，放松边防，而且不肯把逃港者当“敌我矛盾”的结果。
尤其是李一哲大字报事件。李一哲大字报在当年能产生全国性的重大影响，大字报本身的思想深刻、文字优美，表述方式富于政治智慧固然是基本因素，但也和当时主政广东的赵紫阳采取的开明态度分不开。大字报的作者没被抓捕没判刑，大字报没被撕毁，允许民众围观、抄写、拍照；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过几场批判会，允许李一哲在现场辩论和写反驳文章，还把李一哲的大字报及回应文章和当局组织的大批判的文章一同收入文集出版并广为散发。赵紫阳主导下的这些做法，无异于帮助李一哲做宣传扩大影响，以至于李一哲大字报的作者们要说，赵紫阳是“假批判真保护”，是“明反对暗支持”。最后，当局对李一哲的处理也比较轻。1975年赵紫阳调离广东赴四川上任，广西的韦国清接替赵紫阳主政广东。1977年3月李一哲被逮捕入狱。两相对比，高下立见。接下来，1978年，习仲勋调到广东，给李一哲案平反——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如何看待赵紫阳在这几件事情上表现出的开明态度呢？考察当年的政治大气候，考察当年中央的相关政策包括内部文件，你可以发现，赵紫阳的所作所为其实并没有超出党中央政策的规定，赵紫阳不过是充分利用了党中央的政策所提供的自由空间。卢跃刚说，“赵会利用一些中央规定扩展自己的自由空间”；“赵的执政风格，行使自由裁量权是在政策左右摇摆时才会发挥较大作用，而且所有行动都师出有名，符合相关政策，其策略是‘取一瓢饮’。”（p592）卢跃刚的概括很精准。中共统治再专制再暴虐，在拟定政策时也不可能一点人性人道都不讲，也不可能不给下面的执行者留下一定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尤其是在一种极端的方针路线遭到挫败而不得不进行调整的时期。赵紫阳的开明就在于，在政策允许的区间内，他做事会尽量地朝人性的、通情达理的方面靠。这当然是应该肯定的，但也不宜过分拔高。卢跃刚讲到当年有种说法，说江青曾经发话，说李一哲大字报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卢跃刚认为这种说法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如果江青真的讲过这句话，赵紫阳不可能违逆江青指示，不可能不照办执行。卢跃刚的这些分析和评论告诉我们，在中共体制内，一个官员还是有可能做好事做符合人性的事，同时又清楚地指出这种可能性的局限性。
《赵紫阳传》的下卷讲述了赵紫阳晋京担任总理、总书记风云激荡的十年。作者详细地记叙了赵紫阳在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邓小平被很多人称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其实要说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赵紫阳才是设计师。赵紫阳是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实际上的领导者和设计师。好比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得到宋神宗的重用与信任才得以推行变法的，但变法的理念和措施无疑是出自王安石而不是宋神宗，所以我们把这场变法称为王安石变法。我以为，对赵紫阳在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作用，我们也应该做类似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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