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7日，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20周年。
赵紫阳早已进入了历史，但是这一页历史还没有翻过去。正如六四。台湾有228，韩国有光州事件，但是在台湾在韩国，228和光州事件都已经平反昭雪，正义已经得到申张。中国的六四则不然。六四虽然已经过去快三十六年了，但是六四还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正义还没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码的申张。六四这一页历史还没有翻过去。简言之，六四这事还没完。同样的，赵紫阳这事也是还没完。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共当局依然把“赵紫阳”列为“敏感词”。这就从反面证明，作为历史人物的赵紫阳，依然对中共专制政权具有现实的挑战性。我们纪念赵紫阳，不但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这里，我郑重向读者推荐卢跃刚的《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赵紫阳传》（台湾，ink印刻文学出版，2019年）。卢跃刚是著名作家、记者，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副主编。此前，我读过卢跃刚的不少文字，包括那本《大国寡民》。作者的道德勇气、对中国现实的感知与洞察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卢跃刚告诉我们，他很早就起了给赵紫阳写传的念头。“冥冥中有某种因缘在”（p1257）。文革中期，卢跃刚在河南南阳读书，住家曾在赵紫阳任地委书记时期（1948-1951）的南阳地委旧址；1975年，他插队回到原籍四川雅安，亲身感受到赵紫阳主政四川带来的重大变革。八九民运发生时，他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是六四现场的目击者和报道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卢跃刚通过渠道向赵紫阳表达为他作传意愿。2005年1月赵紫阳去世，他开始了赵紫阳传的写作，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三卷本、一百多万字的《赵紫阳传》。
赵紫阳长期身居党国高位，写赵紫阳传，势必要用大量篇幅写中共高层政治。中共高层政治很不好写。因为中共高层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封闭性，黑箱作业。在民主制下，政治人物谁持什么主张，有什么观点，他和其他人有什么分歧，互相之间怎么博弈，还有和民众的互动，基本上都是公开的，虽然免不了也有闭门商议和私下的交往，但总的来说，民主制下的政治是开放的，是外界能够看得见因而也是比较容易看得懂的。中共高层政治则相反。中共的高级领导人虽然整天在舞台上对公众表演，但是他们呈现给公众的总是高度一致的声音，外人看不到他们彼此有什么分歧与差异，也看不到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和斗争。有时候高层斗争白热化，有的人打倒了，但是外人只能看到其结果，看不到其过程，只能听到胜利一方的一面之词，听不到失败一方的声音，因此还是不能看懂看明白。这就是说，要写好中共高层政治，你必须要有渠道或技巧，能绕过厚重的帷幕，看到帷幕后面的东西；甚至要有特殊的洞察力，穿透帷幕的遮掩，直接看到幕后的东西。
卢跃刚具有这样的能力。为了写赵紫阳传，卢跃刚搜集和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和档案，其中很多文献和档案都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卢跃刚访谈了几百位当事人和见证者，这些受访者也不是谁来采访都会接受的。卢跃刚的《赵紫阳传》以其丰富的史料令人浩叹。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有非凡的眼光，能把繁杂散漫的史料，编织进一套完整的叙事。
在中共高层政治中，有些因素是外人掂不出轻重，或者是粗知其大概而不知其详，或者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例如“关系”。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说，九大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等几个军队干部进入政治局，周恩来找他们专门谈了次话说，到中央工作，要处理好跟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关系。可见在中共高层政治中，“关系”是何等重要。尽管毛后的中共高层政治生态比毛时代有不小的变化，但“关系”依然是很重要的。
卢跃刚写道，在八十年代，“干部子弟参与、影响北京政治，能量之大，圈外人难以想象”（p789）。那时候离红二代掌权还早，那时候干部子弟官当的不大，有的甚至没有正式的官职。他们的能量就是来自“关系”，因此得以在高层政治中扮演了传话带话，穿针引线乃至出谋划策的角色。
卢跃刚写到好几个重要的关系。例如赵紫阳和万里的关系。“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万里和赵紫阳分别在主政的安徽和四川作出了出色的政绩，双双调进北京主辅国务院。后来是赵紫阳当上了总理，万里也想当但没当上。万里不服气，万赵之间有了“瑜亮情结”。这个情结是如此顽强，以至于到了2005年赵紫阳去世，连赵紫阳的对头、左王邓力群都去了八宝山送行，万里却连花圈都没送。很可能，万里的这段心结也影响了他在八九民运期间的表现。
卢跃刚还写到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关系。自胡耀邦在党内挨批下台，一直有人责备赵紫阳落井下石。卢跃刚细心整理了各方的说辞并做了认真的分析比较，很值得读者思考。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