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紫阳传》的下卷，卢跃刚用了很大篇幅写八九写六四。赵紫阳坚持对话，坚持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决问题，坚决反对用武力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赵紫阳说：“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党的总书记”，为了坚持这一原则立场，宁可放弃总书记的权力。六四后，赵紫阳拒绝认错检讨，被 软禁长达16年，至死不渝。
反对暴力镇压和平抗议，虽然它只是体现了最基本的人道人性和最起码的道德良知，但那就是对专制暴政的釜底抽薪，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开始走上和平的民主的正确轨道。这就是赵紫阳的伟大之所在。
卢跃刚在记叙赵紫阳在八九期间的言行时，提到了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1、关于四二六社论。
4月23日至4月29日，赵紫阳如期访问朝鲜。卢跃刚认为，这是“犯了他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p1160）
赵紫阳访问朝鲜之前对学运有三条意见，强调要疏导、要对话，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赵的这三条意见，本来是得到邓小平的认可，在高层也没有异议的。4月23日赵动身去朝鲜，在车站对前来送行的李鹏等人还特地叮嘱了这三条意见。赵紫阳前脚刚走，第二天，4月24日，李鹏就利用赵的授权，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25日，李鹏同杨尚昆向邓小平汇报，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当天夜里，李鹏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4月26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公开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有两件事需要进一步说明。在赵紫阳去朝鲜访问之前，赵的盟友（如田纪云）、智囊（如陈小鲁、孙方明）和后来所说的强硬派代表人物（如李鹏、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惊人一致，都劝赵紫阳召集常委会议或延期访朝，以应对学潮的升级。但赵没同意。另外，赵访朝，把主持政治局常委的工作暂时交给了李鹏，李鹏本来是很抱怨的，认为赵是给了他一个“烫手山芋”。24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不是李鹏首先先提出、而是万里打电话给李鹏建议召开的。
四二六社论是对赵三条的替代。因为赵紫阳离开了北京，所以才有了四二六社论；如果赵一直在北京，就不会有四二六社论了。卢跃刚说：“若赵在北京，在既定方针下，李鹏等强硬派绕不过赵‘总书记’这个门槛去见邓。李锡铭、陈希同在赵面前说不出渲染事态、推卸责任的狠话来。他们知道总书记的态度。他们必须遵守纪律，有所收敛。”
2、关于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
在5月16日下午的会谈中，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讲到邓小平依然掌舵。赵紫阳讲这句话的动机何在？有人说赵紫阳是把责任推给邓小平，是出卖邓小平；有人说赵紫阳是向邓小平摊牌，是挑战，是逼宫。赵紫阳本人事后解释说他毫无上述动机。参照赵紫阳讲这句话的上下文（包括当天上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这种解释也可自圆其说。卢跃刚也倾向于认同赵的解释。这里，我们暂且不去揣测赵紫阳讲话的动机，只考察这句话的后果。无可否认的是，赵紫阳这句话激起了抗议者们反邓倒邓的情绪，也激起了邓对赵的不满以致不信任。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赵紫阳这句话似乎并未造成什么直接的不利影响。
就在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结束后，当晚，赵紫阳立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与会者没人拿这句话向赵紫阳发难。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决定发表赵紫阳代表五常委的书面讲话。这份书面讲话是学运发生以来中共最高当局对学运的最温和最正面的表态。当这份书面讲话在5月17日早上发表后，遗憾的是广场上的学生并未作出正面的回应。
接下来，5月17日下午，在邓小平家举行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杨尚昆、薄一波列席）。在这次会上，有姚依林向赵紫阳发难，指责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讲出邓小平依然掌舵，是把责任推给邓小平，把学潮的矛头对准邓小平。邓小平则郑重向常委会提出：动用军队，在北京实行戒严，坚决制止动乱。然而，按照戴晴在《邓小平在1989年》书中的描写，当五位常委于晚上“到中南海勤政殿继续开会时——意见依旧难以统一。到了最后，对戒严与否，就算邓已经发话，五人意见依旧一致不起来：李鹏姚依林同意，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中立。”
5月18日上午，李鹏等在人大会堂会见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代表。当天还播出新闻：5月18日凌晨，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到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看望因绝食病倒的部分学生。
再接下来，5月19日凌晨4点，赵紫阳由温家宝陪同到广场和学生见面，劝学生“尽快结束绝食......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上，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通过以上事实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从5月16日晚上赵紫阳召集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到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到广场和学生见面，当局对学运还是按着赵紫阳的温和路线走的。可见赵对戈尔巴乔夫讲出邓小平掌舵这句话没有造成什么直接的不利影响。只是在赵的温和路线一次又一次没得到学生的正面回应的情况下，强硬派便得了势，温和派靠边站。5月19日上午10点，邓小平在家中召集会议，没让赵紫阳出席。会议决定在当天晚间召开宣布戒严的大会。5月19日夜，广播和电视都播放“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主持会议的乔石说赵紫阳因病不能出席。在会上，李鹏、杨尚昆宣布戒严。
这就是我原来讲的：在给定的上层权力格局之下，某些时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运的进退动止，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的谁胜谁负。
3、赵紫阳该不该委曲求全，忍辱负重？
赵紫阳坚决反对用武力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为了坚持这一原则立场，宁可放弃总书记的权力。对此，卢跃刚给予高度肯定。不过他在他的书里也提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
有些体制内改革者为赵紫阳扼腕叹息。他们认为，如果赵紫阳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与邓小平合作，保住总书记位子，以期东山再起，至少由赵来执行戒严令可以少死人，以小恶阻止大恶，挽救改革于危亡；那要比主动放弃总书记权力更好。
因为八九民运最后落得个最坏最坏的结局，因而人们免不了要推测、也有理由推测，如果当初赵紫阳做出不同的选择，即便在道德上有亏欠有污秽，最后的结果反而要好些，再坏也不会比六四更坏。
在讲述八九和六四时，卢跃刚开篇第一句话说就是：“1989年后的中国历史走向和世界格局因为“六四”而改变。”（p1146）换言之，六四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在六四过去36年、赵紫阳去世20年后的今天，我们格外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