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文革史专家余汝信编写的《康生年谱》，先前我对这本书做过评论；2024年12月又出版了余汝信编写的《陈伯达年谱》。
陈伯达是中共头号理论家，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文革中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1966年12月陶铸被打倒后，陈伯达在名义上就成了中共的第四号人物，排名仅在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之后。但是好景不长，在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批陈整风”，从此陈伯达消失于政坛。
在我的记忆中，陈伯达的垮台并未引起什么震动。那一来是因为早在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全国山河一片红”，尤其是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之后，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一个机构，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公众视野中淡出了；二来是因为在陈伯达垮台的1970年8月，革命小将都被下工厂下农村，接受再教育，不再是革命小将，因此对革命也就不那么关心了，对中共高层的路线斗争也没什么兴趣了，所以陈伯达的垮台在我们之中没有引起什么震动。
如果要问起我们老三届这批人对陈伯达有何印象，恐怕大多数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陈伯达在1966年10月下旬所作的题为“两个月运动的总结”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陈伯达对横行一时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严加批判，指其为“反动的血统论”。另外，陈伯达不时挂在嘴边的“我是小小老百姓”这句话，也给我们留下较深的印象。
陈伯达确实算得上中共头号理论家。事实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都是共产党的理论家。过去，他们这种人在党内的地位并不高 ，在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相当有限。可是在文革发动后短短几个月间，他们 一跃而居於权势的顶端，在群众中享有的威信甚至比那些内阁重臣与封疆大吏们还 要高得多。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是以往十七年（1949-1966）从未发生过的；不过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又很合情合理。文化革命既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那么，意识形态的专家们理当在其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共产党的统治本来就是意识形态的统治，在这里，意识形态的权力高于传统形式的权力。精神的权力支配着世俗的权力，整个社会明确宣布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这就意味着谁被赋予毛泽东思想权威解释者的角色，谁就成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最高法官。换言之，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文化革命中的宗教裁判所。它由教皇亲自任命，由精通经典的教士而组成。文化革命一度造成 了一种似乎是由掌握革命理论的人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格局。这看来更符合一般热忱的信徒们所想象的理想国。
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文革另外两个重要成员，江青和戚本禹，也是毛的秘书。因为他们离毛很近，所以他们最知道毛和其他高级领导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最能领会和揣摩毛的意图，所以被选来做毛的打手。
陈伯达被打倒，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毛的打手后来又被毛打倒，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接下来的评论中，我将给出我的分析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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