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新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4、西藏博物馆里的“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
作为“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大庆援藏62项工程之一”，西藏博物馆于1999年建成，地点选在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对面，与之前的西藏革命展览馆位于布达拉宫下方似有同样的用意，即以文宣的方式来彰显权力的存在。也因此，这座博物馆的使命显然不仅仅是收藏和展示历史，而是要“创造”历史。从2018年开始，扩建后的博物馆加盖了一座名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的新馆，于2021年3月28日正式开馆。这一天恰好是第12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而这座新馆的建成，标志着曾展出泥塑《农奴愤》的西藏革命展览馆的“复活”，并成了西藏博物馆的核心部分。
我在前文中多次提及西藏革命展览馆，但未做详细介绍，这里补充一些从中国网站上找到的背景资料：
1965年，陈毅副总理提议兴建西藏革命展览馆，并选址建在布达拉宫前东侧，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题写馆名“西藏革命展览馆”。
1965年，西藏革命展览馆正式成立。1965年8月25日，该馆举办开馆典礼，并且首次举办反映西藏十五年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大型展览。
1974年，西藏革命展览馆人员、中央美术学院赴藏雕塑组、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赴藏教师联合创作大型泥塑《农奴愤》。1975年，《农奴愤》在西藏革命展览馆展出。
后来【1】，该馆更名为“西藏展览馆”……
1985年，美国画家劳生柏的“劳生柏作品国际巡回展”在西藏展览馆举办。1989年，“西藏文学艺术十年成就展”在西藏展览馆举办。
1994年，由于布达拉宫广场总体改建，位于布达拉宫前的该馆建筑被拆除。该馆迁至罗布林卡路。
1996年8月，该馆更名为“西藏展览中心”。西藏展览中心是中国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一家展览中心，位于拉萨市罗布林卡路17号。该展览中心隶属于西藏自治区文化厅。
前不久，我在新浪微博上看到一则评论【2】耐人寻味：“西藏革命展览馆……藏有照片、图表、模型、塑像、实物展品等数万件。开馆后举办过新西藏的建设成就以及《农奴愤》等不同类型的展览。1996年，由于布达拉宫广场总体改建，西藏革命展览馆被拆除. 西藏劳动人民文化宫和西藏革命展览馆在布达拉宫广场扩建中被拆除是极为失策的事情。主要是八十年代给当时的很多人摘帽并给了高官厚禄，它们肯定视此展览馆为眼中钉肉中刺。”这最后一句，其实曝露了藏人对这个革命展览馆的厌恶。
新馆即“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分为上下两层，共七个主题部分，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始，到“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的旧西藏”、“民主改革”、“建设新西藏”，再到“昂首阔步新时代”结束，形成一条从黑暗到光明的线性叙事。这种叙事模式并不陌生——一切都被简化为“压迫与解放”、“反动与进步”、“落后与先进”的二元对立。据官方介绍：“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农奴解放为主题的大型纪念馆，作为人类农奴解放历史上的丰碑与坐标，此馆必然会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家级纪念馆。”并提到，“邀请曾参与《农奴愤》雕塑的老艺术家指导展陈雕塑创作，聘请国内艺术名家打造展品，复制《农奴愤》雕塑63个……”
于是在2023年夏天，我特意前往西藏博物馆，想亲眼看看泥塑《农奴愤》是如何“复活”的。但在崭新的展厅内并未找到当年的原作，只有十几件仿造的复制品和多张放大的照片展示着《农奴愤》的经典场景。我向工作人员询问原作的去向，得到的回答则五花八门：有人说早就损坏，有人说剩下的残品存放在仓库里，还有人干脆说不知道。不管真相如何，这些原作的命运似乎本身就象征了某种“被利用又被抛弃”的悲剧。
站在新塑的、熟悉的《农奴愤》塑像前，我拍了几张照片。通过手机的广角镜头，那几个力图展示反抗与起义的塑像显得格外戏剧化。特别是那个带着镣铐的藏人男子，昂首挺胸，目光坚定；他身后的另一人物则挥拳呐喊，仿佛正在冲锋——这样的造型正是西北民族大学的藏文杂志《夏东日》2008年第21期封面的再现。相比原作，这些仿造品似乎缺少了当年创作者注入的“革命激情”——可能是因为他们沉浸于被毛泽东思想洗脑的氛围中，反倒赋予了塑像一种独特的力量，类似苏联艺术家那些蛊惑人心的宣传物。而如今，这些仿造品无论如何复制，无论选用何种材料，都难以掩饰其赝品的本质，反而显得像粗制滥造的惊悚片的道具：既不真实，又缺乏情感张力，而显得空洞无力。
在我的周围有一些观众经过，他们甚至未做更多停留，仔细看看当年据说震撼人心的“农奴愤”。我不禁暗笑：这些仿造品就像是处在一个尴尬的困境——试图讲述一个被改写的往昔故事，却已经无法与现在的世界对话，无法与当代的观众建立更多的联系。当然，我也知道，每年的“农奴解放纪念日”，学校会组织学生排队来到这里，年轻的脸庞将不得不在雕塑前停留，听着讲解员用训练有素的声音复述那段经过精心修饰的历史叙事。洗脑还是会有效果的，但已大不如从前。
我接着步入新馆各厅，俨然是一部“历史大片”的实景剧场，主要分为三大板块：《雪域丰碑——西藏革命文物展》、《雪域长歌——西藏历史与文化展》、《离太阳最近的人——西藏民俗文化展》。前两者均以红色主题为主，围绕中共进入西藏后的叙事展开，除了改写历史上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要叙述万恶的“旧西藏”如何在毛泽东派遣的军队下被“解放”，幸福的“新西藏”如何被建设成“人间乐土”。
因此，在展厅内，泥塑《农奴愤》的照片被放大成两面巨大的照片墙，配合着声情并茂的汉语和藏语讲解；另有小型影厅正循环放映老电影《农奴》，墙上的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着文革时代传遍全中国的红歌，文革的味道顿时扑面而来：“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也有边，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然而，观众寥寥无几，银幕上的黑白画面和粗声粗气的普通话，让我想起一位朋友说过：“宁看《西藏七年》十遍也不愿看《农奴》一遍，无论摄影和音乐，《农奴》都只是拙劣的宣传品。”
值得注意的是，红色主题展的时间线一直延伸到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成立便戛然而止，随后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则被彻底忽略，只字不提，仿佛那段摧毁了图伯特的浩劫从未发生过。这种选择性的失忆会让人怀疑：如果连最接近“翻身农奴得解放”的时代都不值得提及，那么纪念馆所谓的“解放叙事”又有多少可信度？
尽管如此，一些文革的痕迹依旧无法完全抹去，即使在被刻意淡化的叙事中，它依然存在：在展示“新西藏”如何承蒙党中央恩德的部分，仍能看到一些文革时期的实物展品，比如1975年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率中央代表团来拉萨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为此给西藏人民赠送的那把特制的塑料青稞酒壶。这些遗留的物件，仿佛在嘲讽那些试图抹去文革记忆的努力——你可以选择不提，但你无法完全消除。
在这个新馆，每一处布局都是对比，这种对比是如此刻意，以至于观众几乎无法忽略其寓意：旧西藏是邪恶的，新西藏是救赎；没有中共，就没有“人间乐土”。这不是历史，这是视觉化的宣传诗篇，其实就是“西藏革命展览馆”的展览。曾记否，文革时代流行“破四旧、立四新”，改名风潮随之而来，甚至连布达拉宫都差点被改称为“东方红宫”。如今，后文革时代则流行“搬迁/迁移”，于是“西藏革命展览馆”迎来了新生，搬到了罗布林卡对面，以“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的新面貌，换汤不换药地复活了。尽管换了名称和地点，展览的内容并无改变，其叙事模式依旧如故，尤其是，还复制了文革时期的“红色经典”《农奴愤》的典型塑像，韩书力及他的革命文艺战友们应该感到满意，不然还要如何？
一切都设计得那么精心，服务于一种“必须相信”的叙事。而这些叙事的核心，不仅是要定义“我们是谁”，更是要告诫“他们是谁”——一个需要被解救、被改造的落后民族。然而，这种单一叙事的“历史剧场”，更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连续剧”。那些“被重新塑造”的故事，不仅难以令人信服，甚至还因为其过于拙劣的手法，增添了一丝荒诞的幽默感，以至于让人觉得展馆的建造者们是不是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如果历史真的那么“光辉灿烂”，还需要用这种方式反复强调吗？
注释：
【1】 所谓“后来”，即指文革结束后。
【2】 新浪微博2024年4月11日的一条帖子。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