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在11月再次当选总统，美中新关税战拉开了帷幕。很多人都在聚焦美国新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其实该政策对中国的政治也将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政治走向令西方失望
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两国进入蜜月期。西方领导人一直期望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1980年代中国确实是朝向民主、自由的方向前进。政府对经济和舆论的管控不断放松，1986年爆发了“八六学潮”。
1989年“六四事件”被镇压，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说，“民主力量”是如此强大，不可能“把魔鬼关回瓶子里”。几个月后，布什就修复了与中国的关系。2001年美国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相当于给中国民主转型送上“聘礼”。2000年3月，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演讲时说，中国入世将削弱中国政府对人民生活的干预。克林顿说，“中国入世，不仅是同意扩大对美国商品的进口，更是同意进口民主社会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经济自由”“自由是世界上最具感染力的力量”“当个人有能力心怀梦想，更有能力实现梦想时，他们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他讽刺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就像“把果冻钉在墙上”一样徒劳。他乐观地认为，入世是让中国实现民主化的特洛伊木马。
许多人期许入世可以让中国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以规则为基础，言论更加自由，民众更加富裕，会崛起一个能制约政府肆意妄为的中产阶级，最终实现民主转型。这种政治幻想支撑了几十年的美中关系。然而，中国的政治在2008年之后反而倒退。
为什么2008年后中国的政治倒退？
台湾在1987年实现政治转型时人均GDP为5325美元，1988年达到6338美元，开始跨越当时6000美元的高收入门槛。台湾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7%，意味着当时已经崛起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放松了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78年的44%上升到1983年的62%（国际社会占60-70%），居民消费也随着提高到占GDP的53%（国际社会占55-65%），人民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和自由，社会具有了一定的多样性和韧性，中国从极权国家转变为威权国家，与西方民主兼容性提高，美中关系改善。尽管1980年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但拥有了更多财富的农民有了“生产自救”、对抗暴政的能力，儒家信仰也有所复兴，因此整个198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还稳定在2.4左右。
但中国1989年时人均GDP还只有311美元，只是当时高收入门槛6000美元的5%，还远没有形成一个可以推动政治转型的中产阶级。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政治家“刻舟求剑”式地期望中国重启1989年那样的民主运动。然而，事与愿违。根本原因是独生子女政策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经济。
父母为子女花费是生物本能，儿童拥有巨大的消费力。然而，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儿童数，降低总抚养比，即非劳动年龄人口（14岁及以下儿童和65岁及以上老人）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从而使家庭以较低的收入就能维持生计。比如说，如果主流家庭有2、3个孩子，需要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0%以上才能养家糊口，否则老百姓会造反。如果主流家庭只有1个孩子，那么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40%就能满足一家三口的刚需。
中国的总抚养比从1982年普查的62%降至2010年的33%（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低）。于是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不知不觉之中从1983年的62%降至2010年的41%，同期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随之从53%降至34%。家庭越来越小，政府越来越大，已经奠定了法家式极权的人口和经济基础，政治、社会、经济全面倒退已经势不可挡。
由于老年人口增加，总抚养比在2012年开始回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例也略微上升，但现在仍分别只占44%、38%。中国政府原本就拥有巨大的财富，2008年之后又“国进民退”，政府持有的净资产占社会财富的比重从2009年的19%提高到2018年的25%，而日本、法国和加拿大政府的占比在0-5%之间，美国、英国政府的净资产是负值（因为有债务）。
2023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27万美元，接近1.40万美元高收入门槛（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9100美元左右），理应崛起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但是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中国的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5600美元，中产阶级依然是少数，无力制约政府的肆意妄为。
美国新关税政策可能良性地重塑中国政治
如果是封闭社会，那么中国的发展模式在1990年代后期就会因为内需不足、严重的失业压力而难以为继，必须改革分配制度，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但是美国市场在1980年代就开始为中国提供就业。不过当时有一条缰绳，也就是将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但是1994年5月，克林顿总统将美中贸易与人权脱钩。在2001年克林顿更是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大量中国商品涌入美国，为中国提供了数千万就业机会，使得中国的发展模式得以延续，产生了路径依赖，停止了各项必要的改革。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2024年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认为是克林顿让美国失去了中国。
2018年爆发了中美贸易战，中国通过贬值人民币、转口贸易规避了美国的关税，并未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但是这次特朗普提出要对所有对美的逆差国都征收关税，尤其对中国要征收高达60%的关税。
黄奇帆等人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内需驱动经济。但是中国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8%，意味着相对于内需市场，过剩了上亿劳动力，靠内需提供不了就业，需要依赖顺差提供就业。而全球的顺差主要是由美国提供的，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除了美国外，其他国家都需要贸易平衡，以前可以通过从美国获取顺差而给中国提供顺差。但是现在美国给全球提供的顺差减少，如果中国增加向其他国家出口而规避关税，这些国家由于美国的关税而无法从美国获取顺差来对冲来自中国的逆差，那么会导致债务危机，必然会加征中国商品的关税，对华关系也会恶化。通过贬值人民币又将导致资金外流。因此中国无法像上次那样规避关税了。
美国新关税政策将迫使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率，依靠内需缓解失业压力、消化过剩产能。此举还将改变中国目前的“强政府、弱家庭”的政治格局，壮大的中产阶级将能够制约政府，使得中国在意识形态与美国的分歧缩小。老龄化导致财政收入下降，降低政府用于维稳的财力。中国政府必须放弃现有粗暴的维稳模式，而需要与民众妥协。
但是中国很难形成一个足以推动政治转型的中产阶级，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很难提高到占GDP的60%（甚至50%）。在日本，由于老龄化导致经济放缓和政府支出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94年的62%下降到2023年的51%。台湾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也从2001年的68%降至2022年的59%。但是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不能提高，中国的生育率也就不可能提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