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领会北京民营企业座谈会精神：你把钱给我，你自己再去赚
2025年2月17日，习近平在北京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承认民营企业的贡献：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习近平安抚在座的一群顶级民营企业大佬说：“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都不要听、不要信！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然而，对中共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共产党向来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中共关心哪个领域，哪个领域一定倒霉，正如有网友指出的那样：“当有人说要把民营企业当自己人的时候，其实就不是自己人。真是自己人就不这么说了。当有人说要振兴经济的时候，不是经济一片向好，而是经济已经不行了。当一个懒鼻子懒眼、只喜欢窝在沙发上刷手机的人有一天说要开始锻炼身体，不用猜，肯定身体出问题了。当有人嚎叫要崛起的时候，那就自己早就软了。”
不认错是共产党的一大特质。习近平不会承认此前自己整肃民营企业、搞得中国百业萧条的罪过，居然脸不红心不跳地继续谎话连篇：“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也是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干过来的。”习近平也不会承认中共建政以来对民营企业和资本主义一贯的仇恨和打压，再次重复“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严丝合缝的论调：“几十年来，关于对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我们党理论和实践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
不过，习近平在谈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时，用的词语还是有微妙的差异——“党和国家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他用“巩固和发展”来概括中共的公有制经济政策，显然公有制经济是有血缘关系的亲生儿子——所谓公有制、国有制经济，并非“天下为公”，而是牢牢掌握在两百个左右的太子党、红二代（红三代）家族手中；而他用“鼓励、支持、引导”三个词语来概括中共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显然非公有制经济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子，养子必须予以“引导”，否则容易走上“弒父”的歧途。换言之，习近平在内心深处是极端不信任民营企业的，他所说的“鼓励、支持、引导”，翻译过来的真实意思就是“控制、规训、压榨”，最后消灭。
在中共官媒新闻节目的画面中，一群顶级富豪正襟危坐，毕恭毕敬地听口含天宪的小学生侃侃而谈，宛如求知若渴的小学生，有人还拿出笔和笔记本来装模作样地记笔记。获邀与会的人包括：泰豪集团董事会主席黄代放、小米董事长雷军、中国飞鹤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冷友斌、DeepSeek(深度求索)创始人梁文锋、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腾讯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奇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执行官任正非、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上海韦尔半导体董事长虞仁荣、杭州宇树科技首席执行官王兴兴及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等人，这些人的财富加起来比九成以上勉强糊口的中国人的财富总和还要多。
代表民企发言的雷军表示，他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称虽然国际风云变幻，“只要有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就没有甚么是不能战胜的”。这就是习近平要听的话——我的钱就是党的钱，没有党我什么都不是。
对历史无知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在找死
唐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目睹肉票向绑匪头子鼓掌的荒谬场景，或许可以将这句话改为：“商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圣经中有一段关于亚拿尼亚同妻子撒非拉的故事：这对夫妇将田产卖掉，捐给使徒，但自己藏了一笔，并告诉使徒捐出了全部。彼得谴责他说谎，亚拿尼亚一听见这话，就仆倒断了气。有几个青年人来把他包好，抬出去埋了。随后，撒非拉进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彼得又问同样问题，她重复丈夫的错误，坚持说谎。彼得说：“你看，埋你丈夫的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于是，撒非拉立刻仆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青年人进来，发现她死了，把她也抬出去，埋在她丈夫旁边。
雷军、马云、马化腾和任正非们，岂不正在重演撒非拉的故事？他们自以为风光无限，却不知道埋他们前辈的人的脚，已到了门口。中国自称史学发达，史学成为“资治通鉴”，但这些富可敌国的大佬们似乎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屡屡清洗资本家的历史一无所知。
历史学者杨奎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1950年代初，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自杀。“五反”运动让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中共将清帝国和中华民国的税一起收了。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上海江宁区税局将商人白建华打耳光后，白当场晕倒，醒来后说他装死，又拿棍子乱打。高桥区税局将商人李俊荣关起来，十几个人拳脚交加，并用针刺其指头。军管的慎昌工厂逼令老板范益斋承认存有赃款三亿元，六七人围殴，范氏被打得满口喷血。元丰毛纺厂工人每天把老板伍铁珊喊来批斗几小时，并向其脸上吐口水。河南路汇森理发店老板被理发业基层工会一百多人围殴，并将双手反绑，跪在长凳边缘上，再在其腿上立上两个人。
那些在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的浪潮中侥幸逃生的资本家，在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再度沦为“牛鬼蛇神”，被碾压成齑粉。中药界龙头企业同仁堂的掌门人乐松生，为人随和、体贴员工、声誉甚佳，且始终与中共亲善。1952年，乐松生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朝鲜战争期间，他不仅带头认购公债并捐款，同仁堂还捐赠了一架飞机。1956年，中共实行工商改造，他率先申请公私合营，使同仁堂变为国有企业。他也因此成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与上海的荣毅仁共同成为工商界改造的正面典型。在经营上，他不断推陈出新，聘请北大药学系教授成立国药改进研究室，试制银翘解毒丸、香莲片、黄连上清丸等产品，并获得成功。至1959年，同仁堂全年总产值1,252万余元，产品583种。1966年，文革刚开始，乐松生就被红卫兵盯上。红卫兵闯进他家，先是给他挂牌子“彭真的红人反动资本家乐松生”，接着批斗殴打，还把他母亲、夫人叫出来一起打。他与家人被打的满地爬行以躲避。他的母亲和夫人被活活打死，他自己也遍体鳞伤。虽然被抢救过来，但他已生无可恋，在极度的恐惧下，选择了自杀，终年60岁，死后没有骨灰留下。
这群带着谄媚的笑容听习近平训话的资本家们，下场会比上海的“空降兵”和北京的乐松生更好吗？即便经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基因改造，肉票永远无法跻身为绑匪。张爱玲笔下让人毛骨悚然的杀猪场景，很快就要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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