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恩来潜入武汉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在1967年7月，毛泽东来到武汉处理当地的武斗问题，结果武汉军区独立师发动了兵变，毛泽东在7月20日这天被武汉军区支持的当地保派组织“百万雄师”和军人包围，被困在了他位于东湖宾馆的行宫，毛泽东的跟班则是直接被军人们抓了起来，遭到了毒打。这件事情，史称“七二〇事件”，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文革当中遭遇到的最大危机。那么，毛泽东要怎样脱离这样的困局呢？今天的这一讲，我们就要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了。
1967年7月20日白天，百万雄师在武汉市内举行了大规模的军民游行。他们不但冲入湖北大学攻击造反派，打死了一个人，还呼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当时社会上甚至还出现了说法，叫做“抓那个来游泳的人”——毛泽东很喜欢游泳，不但东湖宾馆里有供他使用的游泳池，他也曾在文革刚爆发时在武汉游过长江，这句所谓“抓那个来游泳的人”，实际上就是说要抓毛泽东。
当时，随同毛泽东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向北京方面发出了告急电文，得知这一消息的江青连忙哭着找到林彪，要求林彪和叶群赶快去武汉保护毛泽东。而在这个节骨眼上，承担起了救毛泽东脱险任务的人是周恩来。此前，周恩来在7月14日乘坐飞机飞抵武汉，在处理了当地的事物后于18日先行返回了北京。
得知毛泽东陷入险境之后，周恩来赶忙在7月20日这天下午飞回了武汉。然而，由于他的行踪暴露了，上百名武汉军区独立师的军人以及“百万雄师”的卡车气势汹汹、冲进了周恩来本来准备降落的王家墩机场。这些人身上携带着武器，高声呼喊着：“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
得知这一情况之后，林彪的死党、空军司令吴法宪赶紧作出反应，让周恩来的飞机降落在了距离武汉达60公里的山坡机场，而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秘密降落到王家墩机场。接下来，就是曾经做过中共特科负责人的周恩来，展现他特务潜伏职业素养的时候了。
二、毛泽东、王力脱困
1967年7月20日入夜之后，周恩来进行了化妆，穿上便服、带上墨镜，偕同少量随行人员悄悄坐上了两辆吉普车，在空军派人开路的情况下，偷偷潜入了东湖宾馆，在那里迅速安排了毛泽东的撤离。深夜时分，林彪的另一个死党、中共军队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也抵达王家墩机场，在那里迎接毛泽东。凌晨时分，毛泽东成功逃到了王家墩机场，在那里得到了邱会作的迎接，邱会作把江青致毛泽东的信件和林彪对毛泽东表示关心的话，都转达给了毛泽东。感到情况很严重的毛泽东就要求准备飞机离开武汉——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和朝鲜的金氏独裁者一样，往往不愿意乘坐飞机。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明显是有些着急和恐慌了，不再讲究使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了。
这样，在7月21日，毛泽东乘坐飞机成功离开了武汉，前往了上海。另一方面，在周恩来的要求下，武汉军区方面释放了王力。其后，周恩来、王力都乘坐飞机回到了北京，听命于林彪的空降兵第15军则向武汉方向开进。25日，北京举行了超大规模的百万人大集会，对王力的脱险表示欢迎。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林彪等人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王力则是成了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坐着轮椅坐在了最中间的位置，连周恩来和林彪都只能站在他的两边——王力这种极为高调的亮相，是林彪安排的。按照林彪和江青对王力的说法，这样的做法不是为了王力，“而是为了主席”——也就是说，在这时候，王力被看作了毛泽东的代言人和大功臣，这无疑是他的人生巅峰。然而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一个月之后，王力的政治地位就从九天之上跌落到了九地之下，失去了对毛泽东的利用价值，被毛泽东给无情地抛弃了打倒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暂时不讲述，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再详细解答。
7月26日，经中共中央讨论和毛泽东批准的文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正式出台。这份公告这样说道：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谢富治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第一副总编辑王力同志的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谢富治副总理遭到推打、围攻，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遭到绑架和殴打。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
这份公告中还直接点了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的名字：
“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压制打击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以致发展到造成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叛变事件。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对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将迅速作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
除此之外，这份公告也提到，会将被武汉军区逮捕的造反派头头释放。
三、湖北政局的翻转
在这样的情况下，听命于林彪的空降兵第15军进驻了武汉，将直接发动东湖宾馆事变的武汉军区独立师作为叛军解除了武装，控制了武汉的局势。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则被押送到北京关押了起来。在这之后，当地保派“百万雄师”土崩瓦解，一朝得势的造反派在湖北展开了针对百万雄师的激烈报复，在许多单位有大量的人遭到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根据中共官方目前承认的数字，在造反派的报复当中，有600人被打死、6.4万人重伤、18.4万人轻伤。然而，根据武汉当地文革史研究者彭祖龙的观点，在这波报复中的死伤是17人被打死、400余人被打伤。文革史学者杨继绳认为，中共官方提供的数字是夸大了的，彭祖龙提供的数字则是缩小了的。总而言之，不管实际的死伤人数究竟是多少，首先是武汉军区和保派大肆屠杀造反派，接着随着政局的翻转，造反派又打死了很多保派。在这种翻烧饼的政局之下，血雨腥风笼罩了荆楚大地。
在这之后，7月26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于京西宾馆召开了针对陈再道、钟汉华的批斗会。在这次批斗会上，周恩来说道：“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参与本次批斗会的空军司令吴法宪、武汉军区副司令刘丰等人则撤掉了陈再道、钟汉华的领章和帽徽，对他们做了“喷气式”式的批斗酷刑；吴法宪甚至亲自上阵进行“武斗”，打了陈再道几个耳光。吴法宪还在批斗会上调门极高地给陈再道罗列了罪状，说道：
“（陈再道）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在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锯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在这次周恩来主持的批斗会后，针对陈再道、钟汉华的批斗会就连场展开了，“批斗会人数多的达几万人，少的千余人；既有军队组织的批斗会，又有学校、机关、厂矿组织的批斗会；时间短的半天，长的达一天一夜。京城的大小批斗共计53场。”（《陈再道在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前前后后》，湖北政协官方网站，2014年9月15日）一时之间，陈再道和钟汉华成了当时的所谓“人民公敌”。7月27日，武汉军区司令、政委的职位，由听命于林彪的曾思玉、刘丰两名将领担任。
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会认为，陈再道和钟汉华肯定是彻底完蛋了。然而，尽管因为这两个人曾在武汉支持保派制造了一系列血案，事后造反派进行报复时又打死了不少保派，但在毛泽东的眼里，这两个老干部的命比造保两派民众的命可是要重要得多。在毛泽东还没死的1972年，钟汉华就复出担任了广州军区副政委和装甲兵政委；同一年，陈再道也宣告复出，担任了福州军区副司令。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在被审查了几年以后，只是被降了半级，继续可以出来做大官。至于那些死去的湖北两派民众，则是永远失去了生命——这就是所谓文革“大民主”的真相！
总之，经过七二〇事件之后，武汉军区的旧有权力结构瓦解了。很大程度上，在这一情况的推动下，文革在1967年7到8月间也进入了自一月风暴以来的又一个激进高潮。在这场激进高潮中，中共的外交部遭到了严重冲击，许多军队将领和部门也遭到了猛烈的攻击，甚至周恩来本人也成为了激进造反派的攻击对象。那么，这又一波激进高潮，究竟会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