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在介绍了2022年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夜被宣布撤消党内职务、终止十九大代表资格的前山西省政协主席李佳之后，又介绍了李佳落马之前的2021年，全国范围内也是只有一个省政协主席落马，即当年2月21日被中纪委第十二监察调查室主任指挥到场警员直接从贵州省委慰问老干部的会场上当众抓捕押送北京的王富玉。此时的王富玉已经从贵州省政协主席位置上退休三年了。
2018年1月贵州省政协换届时，已经年过65岁的王富玉把省政协主席职务交棒给了时任贵州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凯。3年之后的2021年02月21日，中纪委网站发布王富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的消息。当年8月16日，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开除王富玉党籍和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的消息。
中纪委通报中说他王富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党的十九大后仍不知止，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其违纪违法的罪行主要有：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打高尔夫球、乘坐私人飞机；在组织人事方面违规为他人谋利，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生活奢靡腐化，道德沦丧，家风败坏；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在工程承揽、土地开发、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直至退休后仍大肆收钱敛财。
日后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对王富玉的起诉书内容中说他早在1995年就开始贪腐，直至2021年被查。其利用职务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规划审批、职务调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敛财4.34亿余元。此外，2019年至2020年，离职后的王富玉还利用影响力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1735万余元。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王富玉的升官路线，1995年是他被中组部安排从河北跨省交流至海南省的第4年，出任琼山市委书记、市长的第2年。
市委书记和市长“一肩挑”。当时的王富玉是名符其实的“一把手”。他首次受贿就是让内地到海南包工的私企老板出资给他买房子， 交换条件就是他让这个老板“中标”了当时琼山的重点开发建设项目海瑞大桥的部分工程。
日后在中纪委“留置所”里王富玉请看守把一份《思想检讨》交给专案组，其中一段内容是：“海瑞是琼山人，是反腐败中国历史上的老祖宗，我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桥，但是我拿了人家的好处……”
从那以后，王富玉陆续安排多名私营企业主在多地购买了多套房产，大都是放在亲属名下。
我们过去节目中曾详细介绍过去年才被判处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 被中纪委反腐大片中揭露出来的所谓“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特点就是支持他的弟弟，支持他的家人，表面上看，以合法的经商办企业靠自己的经营行为赚取利润，其实是他在背后权力的运作。其中他的五弟孙少武，是他最主要的“收款员”。
而在孙志刚担任贵州省长期间担任贵州省政协主席的王富玉也是如此。他多年来陆续收受的大量现金的大部分也由弟弟王富保管。不过王富玉也比孙志刚更大胆，同时也还敢用假名“陈克孝”在河北办理了虚假身份证，然后再用虚假身份证在石家庄等城市开设多个银行账户，累计存入上亿元钱款。
在中纪委的一部“反腐教育大片”中，一段画面是王富玉在三亚的一套窗外就是高档高尔夫球场的高级别墅。解说词是：上世纪90年代，王富玉开始接触到高尔夫球，非常痴迷，从海南打到贵州，从在职打到退休，甚至要求私营企业主安排他乘坐私人飞机到全国各地打高尔夫球。也正是在球场上，他和不少老板逐渐打得火热。
说到打高尔夫，就必须提一下中共十八大后尊习近平之命制订出所谓“八项规定”的王歧山。此人直到高就中纪委书记之前对高尔夫球的痴迷程度绝对不输王富玉，这在王歧山当年先后担任要职的广东、国务院体改委、海南、北京的官场上尽人皆知。在广东任职期间，王歧山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王军在深圳的高尔夫球场“以球会友”。而王军在深圳的别墅和王富玉的一样，都是紧邻高尔夫球场。
日后王歧山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也是视察到哪里，高尔夫球就打到哪里。掌握了他这一癖好的美国商界政要访问北京时给他的见面礼就是高档高尔夫球具。
无独有偶，在中共正国级高官中，他王歧山国家副主席职务的继任韩正也是一个高尔夫“爱好者”。他的高尔夫启蒙教练就是曾经有过留英经历的陈良宇。韩正主政上海期间，在高尔夫球场上“谈工作”是家常便饭。
回过头来再继续说王富玉。
从海南跨省交流到贵州之后，王富玉给自己制定了冬天住三亚，夏天住贵阳，春天、秋天住深圳的生活计划，于是，私企老板们便分别在这三个城市的最好地段为他购房、装修。别墅客厅里满墙挂的文字，都是王富玉在标榜自己心系百姓、淡泊名利。
比如，客厅墙壁中间挂的是康熙年间一位知县的名言：“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两侧挂的是一名老板送给王富玉的一副对联：“做人好心洁如玉，为民精神富若仙”。
中共反腐专题大片对此画面的解说词是：上述对联煞费苦心地将“富玉”二字藏在其中，对王富玉奉承吹捧。墙上文字和豪华别墅的反差，恰是王富玉“两面人”做派的生动写照。
中纪委的反腐大片中，还借中纪委官员之口揭露了王富玉“退休前更加疯狂敛财“，大搞“期权式腐败”。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从2012年4月起，王富玉先后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主席，他感到这是退休前最后一站了，收钱敛财的行为更加疯狂。习近平登基的十八大之后，各地都有省部级高官不断落马，特别是当时的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是十八大后才官至省委常委的，但此番升官的8个月后就被中纪委双规，震慑了当时的贵州官场。眼见“形势不妙”，王富玉的弟弟王富劝哥哥“考虑收手吧”，但王富玉非但不收手，反而更加胆大妄为。王富被收监之后痛恨哥哥“害了自己”，在揭发材料里写道：“哥哥退休后（受贿）更猛一些”：“他不顾忌，好多转账就过来了，过去还用现金，还得躲一躲。退休后，直接的转账就来了……。”
我们本专栏过去的节目中介绍过的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两位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和孙志刚，虽然都是在职期间直接或者间接把中央下拨的扶贫款装进了自己或者亲属们的口袋里，但这两个人都没有打过茅台酒的主意。而王富玉却没有放过这贵州独有的“稀缺资源”。十八大开过后的2014年，也就是习近平登基之后在贵州抓出的第一个副省级贪官廖少华已经被判处了16年有期徒刑的当月，王富玉利用权力为儿子王斌获取茅台专卖店经营资格，又违规获取大量茅台精品酒指标，赚取巨额利润。同年，贵州茅台集团在三亚投资开发一家度假酒店，商人沈某请托曾担任过三亚市委书记的王富玉帮忙承揽项目建设，王富玉安排弟弟王富出面，与沈某以“合作”为名在前台办事，自己藏身幕后运作。沈某顺利中标后，王富以“合作方”名义坐收45%的利润分成。2015到2020年之间，沈某按照约定陆续将六千多万人民币转给王富。
王富玉通过儿子王斌收受巨额贿赂的另一个典型案例是，浙江一家从事园林绿化的私营企业看中了贵州扶贫项目中的面子工程“贫困县景观绿化带”，于是王富玉直接要求该私企与他儿子王斌“合作”，对方则向王斌一次性输送利益6千多万人民币。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监督检查室副主任王衡披露，王富玉违纪违法、收钱敛财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一直到他被留置前几天，还在收私营企业主所送的钱财，延续的时间很长，隐藏得也非常深。
在中纪委留置所里，王富玉老泪纵横地痛骂自己：“你要钱干什么，埋你啊！我现在知道我疯狂的贪欲登峰造极，但我不知道要钱为了什么。”
2022年1月17日，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王富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王富玉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至于王富玉受贿案的主要涉案人王富和王斌，一个是因为揭发哥哥有功，一个是揭发父亲有功，都获得了“从宽处理”。
我们本专栏最近的文章中已经介绍了中共政坛上先后落马的省政协主席中，山西省有两个，一是2021年在任上落马的李佳，二是去年在任上落马的吴存荣。 另外，山东省的政协主席孙淑义是在任上落马，而他山东省政协主席的前任吴爱英则是在进京担任司法部部长之后落马。
我们前面的文章中也已经介绍了去年在江西省政协主席任上落马的唐一军，而在我们过去相关文章中详细介绍过的在贵州省委书记任上落马的刘方仁，其贵州省委书记前的职务就是江西省政协主席。
而贵州省政协，也是先后有两名主席落马。除了王富玉，还有一个贵州土生土长的布依族干部黄瑶。而这个黄瑶也是和孙淑义、李佳、唐一军，以及吴存荣等人一样，是在省级政协主席任上落马的。
这个黄瑶是农村小学教师出身，恢复高考后在贵州师范学院就读4年，毕业后先留校任教，一年后从政，从自己家乡的贵州省开阳县的组织部科员做起，一路爬升，只花了9年时间就官升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然后又花了近6年时间再升半格，于1998年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在贵州省委副书记位置上坐了9年后， 即于2007年1月被“补选”为贵州省政协主席 。在此职务上只干了两年多时间即被中纪委和中组部带到北京接受调查。
日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检察院对黄瑶的起诉书中说他从1993年9月至2009年春节，在担任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调整土地规划、职务升迁、案件审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先后多次收受有关人员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954万余元。
2010年12月9日，黄瑶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这是发生在24年多前的事情，若按今天的贪官处罚标准，9百余万人人民币的受贿额，获刑标准也就是5年以上10年以下。
我们这次的夜话中南海节目就播讲到这里。下次播出的文章内容将会主要介绍广东省先后落马的两任政协主席陈绍基和朱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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