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迈入3周年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正面临空前压力。不计将士伤亡的俄军再度对乌克兰东部发动大规模攻势，但美国与欧洲盟邦却对于持续军援举足不前。更糟的是，根据北约（NATO）与韩国国家情报院的监控，从2024年底开始，朝鲜已向俄乌战场派出至少12,000名“志愿军”，并以俄军前锋的身份与乌军爆发激烈战斗，若再加上伊朗提供的无人机与中国的经济与军工物资支援，一支专制国家所组成的跨国战争机器正以骇人的规模高调现形──对此，曾获得普立策奖的著名东欧研究与威权政治专家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在她的最新著作中给他们起了一个尖锐而直白的称号：《独裁者联盟》（Autocracy, Inc.）。
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东欧政治与威权主义研究者，在接受《报导者》专访时，安妮·阿普尔鲍姆尖锐而精准地梳理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等专制集团，是如何在军事、经济、认知战与社会渗透上彼此合作。她更提醒台湾与自由世界应该以乌克兰的处境为鉴，我们面对的“威胁”不仅是习近平或普京（Vladimir Putin），而是同时面对跨国威权主义一整群暴君的联盟。
不只是普京的侵略，在乌克兰战场现身的“动乱轴心”联军
2025年1月12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宣布：前线的乌军首次俘虏了两名随俄军作战的朝鲜战俘。
“这两名士兵虽身受重伤却得以幸存，目前他们已被送往基辅，”泽连斯基表示。他补充说：“（要俘虏朝鲜士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俄军和督战的朝鲜军事人员总会处决己方伤兵，以消除朝鲜参与侵略乌克兰的任何证据。”
“朝鲜人抵达战场后，我们面临的局势明显恶化，”一批前线乌克兰士兵也向《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讲述与朝鲜士兵交战的经验。他们指出，朝鲜军队尽管实战经验不足，却极度服从指挥，总能在猛烈炮火和无人机跟踪下冲锋陷阵。更糟的是，随着战斗经验的累积，朝鲜部队也开始展现惊人的学习弹性，不仅小队作战能力大幅提升，甚至学会以诱导战术击落无人机。这给本已疲惫不堪的乌军防线带来巨大压力，前线士兵更警告：西方世界必须严肃正视朝鲜参战的警讯。
与此同时，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Rahm Emanuel）与驻中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卸任前夕都公开指责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组成的“独裁轴心”（Axis of Autocracies），正全力支援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像是伊朗供应无人机、朝鲜派遣军队，而中国不仅大幅增加与俄罗斯的贸易、保障金流不息，俄军90%微电子产品更由中国提供，这都凸显了北京为俄罗斯战争机器“加油”的关键角色──于是，乌克兰面对的“敌人”不单只有普京，而更是一个充满极权色彩的跨国联盟。
独裁者联盟“CRINK”的威胁，也影响台海和平稳定
早在2024年初，国际社会便开始讨论“动乱轴心”（Axis of Upheaval）的战略概念，形容2020年以来，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日益深化的反西方联盟关系。这一独裁政府集团在国际被冠以不同称号，如“独裁轴心”、“混乱四重奏（Quartet of Chaos）”，或直接以国家缩写称作“CRINK”。
但CRINK集团为何总是成群结队？其机制如何运作？他们真正的野心又是什么？这些提问不仅成为民主世界亟欲理解的真相，也引起安妮·阿普尔鲍姆的注意。
安妮·阿普尔鲍姆被公认是这个时代最顶尖的“暴政研究者”之一。她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包括以纪录苏联劳改营制度而获得2004年普立策非小说奖的《古拉格的历史》（Gulag: A History），以及叙述二战后东欧赤化的《铁幕降临》（Iron Curtain）。美国出身的她，家族原本来自于沙俄治下的白俄罗斯。1980年代就读耶鲁大学期间，安妮·阿普尔鲍姆曾深入冷战高峰的苏联国内作田野调查。毕业之后，安妮·阿普尔鲍姆也曾常驻在铁幕下的波兰担任《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东欧特派员，更亲自见证了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的历史瞬间与苏联解体后的东欧民主化挑战。
然而，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长居波兰的安妮·阿普尔鲍姆发现自己正处于欧洲大陆的自由前线。这场即将进入第三年的侵略战争，为她提供了即时观察并分析普京政权与其国际同路人的机会。安妮·阿普尔鲍姆结合自己作为历史学者、政治学家与新闻记者的三重身分推出新书《独裁者联盟》（Autocracies, INC），精准揭示这个以“CRINK”为中心的威权集团，如何因贪婪和利益结盟，透过分享军事、资金、资讯与压迫人民的统治工具，意图颠覆21世纪的国际秩序。
在新书即将于台湾出版的前夕，安妮·阿普尔鲍姆特别接受《报导者》专访并强调：独裁者联盟国家对民主所展现的敌意，不仅早已超越地缘政治矛盾，实质上更是一场全面针对自由价值的系统性攻击。她表示，被独裁者联盟团团包围的前线，不仅包括深陷战火的乌克兰，还有长期面对中国侵略威胁的台湾也正面临相同危机，她更直言：“台湾人民应该也非常清楚这些威胁的存在。”
安妮·阿普尔鲍姆指出，无论是军事、意识形态，还是经济层面，独裁者联盟的合作都已经显而易见──他们并不是签约结盟的明文联盟，也不一定总是意见相同，但却都对民主制度有着相似的敌意，并在自利与机会主义的前提下为彼此密集助攻。以台海局势为例，近期俄国网军对台湾发动骇客攻击、中俄在东亚频繁联合军演，都佐证“独裁者联盟”与台湾的距离比想像中更近。安妮·阿普尔鲍姆进一步举例：“在台海危机中，台湾所面对的不光只有中国，而是整个独裁者联盟的共同威胁──像是俄国就可能与中国分享在乌克兰获得的最新无人机技术与实战经验。”
但独裁者联盟的联手范围不仅包括军事与战略物资，还涵盖经济、制度以及“认知作战”。“独裁者们正不遗余力地输出重复论述：“威权国家或许腐败，但民主国家也一样。你也许不喜欢专制政府，但至少我们强大，反观民主世界正走向堕落、分裂和衰败。”安妮·阿普尔鲍姆表示，这显示威权政权的政治宣传已不再试图“说好独裁者的故事”，而是“说坏民主自由的故事”，以分化舆论，进而让人质疑民主体制的正当性。
独裁者联盟的持续扩张，加上美国在“特朗普2.0时代”外交的不可预测性，也让国际社会对全球民主韧性产生动摇情绪。但擅长撰写人类黑暗史实的安妮·阿普尔鲍姆，仍呼吁保持乐观。
她以叙利亚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的骤然垮台为例，直指独裁者联盟并非无坚不摧，其致命弱点在于：这些政权色厉内荏且极不受基层欢迎，随时可能被人民对威权的累积的憎恨所反扑──因此包括台湾在内，自由世界虽不完美，而是有着深刻缺陷、强烈分歧与可怕的历史伤痕。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要起身捍卫，这不仅只是针对独裁者联盟的军事防御，而更是一场攸关于社会独立思考能力的试炼，以及代表整个时代抵抗绝望、悲观主义和专制统治的意志斗争。
以下是《报导者》对安妮·阿普尔鲍姆的专访，内容是经翻译润饰的摘要。
代表著作被中国禁止再版，北京比莫斯科不愿面对“认识苏联史”
《报导者》（以下简称报）：你之前的书《古拉格的历史》曾以简体中文出版，但后来却遭到中国施压。你对此如何解读？
安妮·阿普尔鲍姆（以下简称安）：我了解这本书在中国的销量不错，销售了数万本。我还收到一些来自中国、特别是香港读者的回馈，所以我知道这本书确实有出版和贩售过。
几年后出版商告诉我，这本书不是被完全禁止，而是禁止再版。北京当局决定停止印刷任何与苏联历史相关的书籍，因为这些历史过于敏感，可能对中国造成不良影响。如《古拉格的历史》涉及集中营议题，可能引发对中国对维吾尔人再教育营的联想。再者无论是苏联的历史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发展，都是中国政府不愿触及的话题。
此外，我的其他历史著作，比如探讨二战后苏联将东欧赤化的《铁幕降临》，以及关于1930年代乌克兰大饥荒的《赤色饥荒》（Red Famine），也未能在中国出版，毕竟大饥荒也是中国政府的敏感议题之一。
有趣的是，《古拉格的历史》和《铁幕降临》都曾翻译成俄文并在俄国出版发行，这显示中国政府在相关议题的态度甚至比俄罗斯更加敏感。
报：你呼吁民主国家联手对抗独裁者联盟，但截至目前为止，西方民主国家是否已凝聚足够的共识与行动力？
安：美国在拜登（Joe Biden）政府期间，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全球影响力逐渐提升了警觉性，并在军事等领域采取了一些行动。然而，我担心的是，随着未来新政府的上台，这种关注可能会减弱，特别是一些曾在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中被提名担任重要职位者、甚至特朗普本人，似乎都对俄中联合发起的意识形态攻击显得漠不关心。更令人忧心的是，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某些言论有时与俄中宣传的语言相呼应，这无疑加深了我的担忧。因此，我确实对美国是否能在这些领域──特别是国际民主倡议上──继续扮演领导角色感到不确定。
欧洲国家对问题的认识虽然有所增强，但在政策层面尚未形成全面合作的应对策略。尽管欧洲对独裁者联盟的危机感正在增强，目前却尚未看到各国采取关键行动。军事、经济和民主倡议这三大领域均需要做出重大改变，但眼下的进展仍然有限。西方各国必须改变固有的运作方式，并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应对策略，才能真正应对独裁者联盟的威胁。
2025年的乌克兰局势，将是独裁者联盟对决价值外交的桥头堡
报：随着特朗普的当选，引发东亚国家“疑美论”与“价值外交”之争，在波兰或欧洲有类似的辩论？
安：我认为很多地方都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二战后的一个重大成就是，较小的国家对自身的安全和稳定有了一定程度的信心。与大国相比，小国不再日夜担心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即大国可以随意侵略小国的世界，似乎已经结束了。因此，像波兰、台湾、乌克兰，甚至更小的国家，例如我最近去过的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都有一种感觉：他们的边界是重要的，他们拥有某种主权和安全，因为国际体系中的规则至少能让人三思而行，而不轻易发动入侵。
但我担心的是，尤其是俄罗斯的行为、以及中国可能的行为，正在故意试图改变这种预设原则。例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一个原因，就是要向世界表明：“我们不在乎。我们对联合国的主权和人权的语言、《联合国宪章》、《日内瓦公约》中关于战争的条款都也不感兴趣。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比如轰炸城市、民房，以及平民基础设施，且没有人能阻止我们。”
这是俄罗斯此次入侵的目的之一。所以欧美、和包括台湾在内更广泛的民主世界，一同向乌克兰的抵抗提供援助是非常重要的。这将表明人们仍然愿意捍卫主权和边界，并认为用蛮力吞并另一个国家是不可接受的。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会继续奉行援乌政策？如果不会，那么欧洲是否有足够的工业能力和政治意志继续支持乌克兰？另一方面，俄罗斯也面临着巨大的损失，包括数十万人的伤亡、装备损失、以及俄国经济与基础设施的破坏，显然莫斯科也无法无限期地战斗下去。
我认为，乌克兰的情势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果乌克兰能在更广泛的民主世界的帮助下保卫自己，那么这将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表明大国侵略小国会付出极高的代价。
报：你认为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仍是对抗“独裁者联盟”的可靠领袖吗？
安：我没有确定答案。特朗普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政治理论或一致的世界观，他主要依赖直觉行事。例如，他坚持推行关税壁垒政策，尽管经济学家已向他解释，关税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极高，但却未改变他的立场。因此，许多政策取决于他周围的幕僚以及他们的建议，我认为未来可能会出现“Z字形”（Zigzag）、也就是钟摆反覆的政策走向。
诚然，各国都应该有B计划，为“一个没有美国领导的世界”作打算。但就现实而言，每个民主国家也都无可避免地必须试着与特朗普合作，包括在援乌问题上与特朗普立场相反的德国和波兰。
特朗普的行为虽然难以预测，但他的决策方式通常基于其对自身形象和力量的看法。如果特朗普认为中国或其他威胁影响到自己的权威，他便可能采取强硬回应。然而，特朗普也多次表明不愿将美国卷入新的海外冲突，这种立场在MAGA核心支持者中颇具吸引力，因此特朗普也可能选择一种更谨慎且不直接对抗的方式来处理台海问题。
尽管如此，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与台湾之间长期的经济和军事联系，仍将为台湾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和保障。特朗普的内阁名单上也有不少对台湾长期抱持友好立场的人，例如那些对中国采取鹰派态度的国安幕僚，而更可能维持与过往一致的挺台力道。
分享黑金金流与认知战经验，中国就是独裁者联盟的全球引擎
报：你怎么定位中国在独裁者联盟中的角色？国际上也有人主张将中国与其他威权国家分开来看待？
安：中国在独裁者联盟中的角色极为特殊，是联盟中的经济引擎。
例如，在委内瑞拉或白俄罗斯，俄罗斯可能提供军事援助，伊朗可能协助绕过制裁，而中国则负责投资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因此，中国在许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权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中国在推动投资和提供财务支持时毫无道德顾忌，甚至毫不避讳以贿赂手段促成交易，并协助其他政权维持运作。这正是中国在独裁者联盟中的核心角色。
此外，中国对全球南方的宣传投入也极为重要。比如，他们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甚至台湾，投入了巨额资金（估计达70到100亿美元，约新台币2,300至3,300亿元）用于媒体和社交媒体，以塑造舆论。中国透过报纸、电视台以及内容分享协议等方式影响记者，成为威权主义宣传的放大器。虽然中国在社交媒体操纵方面的灵活性不如俄罗斯，但其凭藉庞大的宣传资源和媒体布局，对全球舆论产生了大规模的影响。
有许多人希望将中国与俄罗斯切割，或将中国从其他威权国家中分离出来。例如，不少人期待中国能协助结束乌克兰战争。然而，中国对独裁者联盟的承诺并不仅限于经济层面，还包含深刻的意识形态联系。中国从这些关系中获益匪浅，并且深度参与其中。这并非偶然，而是基于一种全球性策略──中国致力于建立一个国家联盟，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共同对抗民主世界。
习近平将中国定位为威权世界的领导者，这使得将中国与其他威权国家分离变得极为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幼稚无知的想法。
报：独裁者联盟依赖彼此的支援。如果台海发生冲突，你是否预见这个集团的其他成员介入？如果会，他们将以什么形式介入？
安：独裁者联盟肯定会从国际上支持中国的侵略行动。
我不确定中国是否需要俄罗斯的军事协助，但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确实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提供了零件和工具，并通过石油和天然气贸易支撑俄罗斯的经济运行。因此，俄罗斯可能出于感激回报中国，例如提供潜艇或无人机技术。这种模式类似于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而俄罗斯在改造后又回馈给伊朗。我可以想像俄罗斯以类似方式向中国分享技术。
此外，解放军已经很久没有参与现代战争，俄军在乌克兰的战场实战经验能给中国很大的帮助。
中国也开始学习俄罗斯的资讯战术。以往中国较擅长共产主义风格的大国宣传，但现在他们也采用了许多俄罗斯的数位渗透策略，例如散布谎言、利用匿名的网军以及其他隐密手段制造混乱。举例来说，中国记者或个人可能会假装成台湾人、或者冒充其他国家的人模仿或伪造极端言论。
俄罗斯的宣传策略重点不在于说好俄国故事，而是攻击其他国家的完整性，例如支持极端主义或推动极左与极右派别的分裂。可以想像中国也将以类似方式干预台湾政治、制造混乱，并散布台湾民主脆弱或失败的言论。这一切将以隐密方式进行，使其看起来像是台湾人自己或美国的发声，而非中国操控的阴谋行为。
我认为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台湾人民应该已经非常清楚这些威胁的存在。
“我想要和平”的主张并不总能道德至高，有些原则仍值得挺身而出。
报：俄罗斯和中国在世界各地进行铺天盖地的认知宣传，在波兰，年轻一代也会受到像抖音平台的影响，波兰的抵御经验是否可提供台湾借镜？
安：这是个好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TikTok在欧洲仍然合法，这让我感到困惑。不仅因为TikTok受中国控制，还因为它缺乏透明性，我也看不出这个平台能对社会有任何正向的发展价值，我知道有些人可能通过教烹饪课程或其他方式从中获利，但这些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疑虑更少的社群平台实现。例如，印度早已禁止TikTok，最近阿尔巴尼亚也因其对儿童的影响而颁布禁令。我真的不明白TikTok存在的理由，但爱用者恒信，我们目前还无法赢得这场争论。
在波兰，教育体系非常强调20世纪的历史，特别是俄罗斯占领期间的压迫历史，因此没有人对普京的俄国抱有幻想或迷恋。然而，波兰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间接的亲俄宣传”，例如煽动舆论情绪反乌克兰或反欧盟。这些言论表面上看似独立、无关亲俄与否，但实际操作却都符合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与利益。
当然，禁止TikTok是一个选项。此外，教育公众了解他们所接触讯息的来源也至关重要。我知道这对台湾来说很困难，因为台湾与中国共享语言，并且许多台湾人与中国有业务和家庭关系。波兰的情况完全不同，相对也更容易抵御中国的影响。
但我认为，对台湾而言，教育年轻一代了解历史以及如何应对社交媒体上的讯息操控至关重要。透过学校和公众教育，我们才能教导下一代批判性思考，让他们在接触讯息时学会质疑其来源、背后的意图，以及可能的操控者──这种识读能力甚至比单纯的历史知识更为重要。
报：尽管中国的侵略挑衅日益加剧，台湾舆论对于自我防卫和应对中国威胁的立场却仍然存在分歧。许多人因此联想到乌克兰在俄罗斯入侵前的内部争辩──例如，增加国防军备是否会激怒中国？和平主义是否能阻止战争？然而就本书而言，你会给台海局势什么建言？
安：确实有相似之处。乌克兰有大量的俄语人口，尤其是老一辈人仍记得被苏联统治的日子，因此乌俄两国之间确实存在相当普遍的家庭和商业联系。
乌克兰的变化源自于一场公民运动（广场起义）的崛起，这推动了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以及对政府贪腐的透明监督。如今，这场运动所影响的群体，已成为乌克兰军队的核心、维持国家运作的骨干，以及捍卫乌克兰主权的主力。
但这一过程并非一蹴可几。20年前，乌克兰远比现在更加亲俄。然而，随着俄罗斯威胁性的日益增加，乌克兰人的民族意识和主权意识逐渐深化。某种程度上，俄罗斯的行动反而帮助塑造了“现代乌克兰”──这不仅仅是一种民族身分，也不限于语言、历史或文化的结合，更是一种对民主和透明的信仰。而这种信仰也是“成为乌克兰人”的重要定义之一。
至于台海局势，我无法揣测习近平的内心盘算，也无法确定他对于台湾的真实看法。然而，我们虽应积极与中国进行对话，但也必须得同时确保中国能理解：侵略台湾的代价将极为高昂。这正是乌克兰及其盟友在2022年前所犯的错误。当时乌克兰军备不足，导致俄罗斯对侵略成本毫不担忧而妄然开战。因此，台湾在寻求和平对话、缓和与中国关系的同时，也必须确保自身拥有可恃的防卫能力。
2024年10月我在德国演讲时，曾告诉德国人：
“我们谁都不希望战争。没有人愿意生活在战争的社会中，也没有人愿意参与战争，因此反对战争、努力防止战争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和平主义不总是道德的。如允许一个国家强加给另一个国家极权统治，就并非道德。乌克兰人很清楚知道有些价值高于和平主义──例如能在自己的国家安居乐业、对国家政治有决策权，以及免于被暴力统治或遭侵略者施以酷刑或屠杀。这些价值更为重要，有些事物值得我们为之挺身而战。”
我不想将这种说法完全套用到台湾，因为我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台湾的现况。然而，和平主义本身存在诸多潜在的危险。如果和平主义意味着容忍独裁、接受大规模屠杀或种族灭绝，那么我无法确定和平主义是否真的是一种更高尚的追求。
威权主义总是外强中干，所以自由的人们必须对抗悲观主义
报：2024年底叙利亚独裁者阿萨德政权垮台，是否显示威权集团有其脆弱性和局限性？
安：阿萨德政权看似稳固，却在某一刻突然崩解。这类政权通常依赖贿赂和腐败来维系，但当政府无法支付军队薪水，或无法保护内部成员免受反对势力攻击时，其脆弱性便会暴露无遗。如果政权杀害和折磨了过多民众，导致极度不受欢迎，最终可能出现军队拒绝为其辩护、甚至停止作战的情况。
叙利亚正是这样一个例子。随着社会日益贫穷和压抑，那些效忠政权的人，例如军人、秘密警察以及政权内部成员，也逐渐感受到影响，最终不再愿意保卫政权。这也是这类政权有时会垮台的原因，因为掌握暴力工具的力量不再愿意为其服务。
除此之外，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使其无法全力支持叙利亚。俄罗斯从叙利亚撤出人员和武器的同时，以色列对伊朗代理人（如真主党）展开攻击。这意味着“独裁者联盟”在多方面遭遇损害：既有来自以色列的压力，也有俄军资源分散的影响。当真主党与俄罗斯无法继续支援叙利亚时，政权便开始瓦解。
这反映了威权政权的重大缺陷。由于极度不受欢迎，一旦失去支持，其掌权能力便会变得非常有限。这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其他较弱的威权政府，例如委内瑞拉、白俄罗斯，甚至部分非洲国家。我也期待能看到威权垮台的连锁变化发生。
报：在这样混乱而不确定的时代，乐观是否还有可能？为什么保持乐观如此重要？
安：许多人认为我的书很黑暗，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它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呈现。 我认识许多生活在极其困难地区的人，例如委内瑞拉、伊朗或俄罗斯，他们的处境远比美国、波兰或台湾艰险得多。 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努力让自己的社会变得更好，并坚信为了改变、追求更多正义与自由而奋斗是有意义的。
最近，我与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Maria Karina Machado）有过对谈。尽管她仍在闪避马杜罗（Nicolás Maduro）政权的迫害与追捕，但她在艰困环境下依然积极规划未来，并讨论如何推动社会变革。这种乐观精神极为重要，因为它赋予人们生活的目的、工作的意义，以及推动社会改变的动力。
我认为，生活在更安全、更幸福国家的人，应该向这些反独裁奋斗者们学习，倾听他们的声音，并从中替彼此汲取力量。
※本报导为《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