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局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王忍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2月4日9时4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讣告内容总共只有两段，第二段的内容是：“王忍之同志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根据本人遗愿，王忍之同志丧事从简，不举行送别仪式，遗体捐献给医疗科研教学事业。”
该讣告发布至今，中共央媒仍还未予报道，地方党媒里只有《北京日报》在自己网上的“客户端”原文照录了这则讣告。没有配发遗像，只附加了一段王忍之的简历。
1933年出生的王忍之是当年邓力群手下的重要理论打手之一，文革中就在“国务院大批判组”担任过主笔，1982年起担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胡耀邦倒台后被邓力群向邓小平推荐为中宣部部长。此前他已经在1985年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继而在十三大上顺利继任中央委员。
回顾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在此前的中共十三大上遭受重挫的党内左王邓力群认为清算改革开放的机会到来了。忍受赵紫阳好几年的政治打压，终于可以报一箭之仇了。而在随后的一场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进行大批判的声浪中一马当先的就是时任中宣部长王忍之。
1990年2月22日，王忍之以中宣部长的吓人身份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长文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提出一个日后引起激烈争议的著名话题：“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
这是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中共党媒第一篇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重头文章。
时间跳跃到2015年2月11日，也就是邓力群病逝的次日，人民网的文史频道上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共十三大落选中央委员及中顾委常委 淡出政坛》。不过，现在进入人民网，已经找不到这篇文章了。好在当年笔者在看到习近平对邓力群给予了超高评价之后，趁着人民日报出版社还没动手，就赶紧把这篇文章拷贝留存下来了。在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里，这是对当年的“姓社姓资“之争总结叙述最全面的一篇。
由王忍之首先推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重点内容不是批意识形态领域的“自由化”，而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即 “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文章说： “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文章还质问道：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接下来，根据王忍之和时任《人民日报》社长高狄的部署安排，此前由王忍之鼎力支持才得以开办的极左刊物《当代思潮》1990年第1期发表了《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话题挑起后，《人民日报》很快跟进，发表了《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元化观点》。文章说，“搞自由化”的人“企望从经济的多元化中，自然生长出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
7月3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长文《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一看标题就明白，这篇文章已经在直接批判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过“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谁说》一文的作者明知道邓小平有此讲话，却批判道：“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
1990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声称“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
12月1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1991年初，邓小平循例到上海猫冬，全家都随同在上海过春节。
当年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与朱镕基等时任上海党政主要官员多次谈话，对京城“一些人”提出的“问一问姓社姓资”、批判市场经济直接表示出不满情绪，并鼓励上海人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他说：“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于是，时任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处长施芝鸿打电话给解放日报社的党委书记周瑞金和评论部主任凌河，说市委书记朱镕基在市委办公厅第一党支部会议上传达了小平同志在上海六次讲话的精神，很有新意。
这就是日后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皇甫平事件”的大背景。
皇甫平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发表于1991年2月15日，当天是农历大年初一，羊年头一天。文章就以《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为标题，开篇就声称“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皇甫平的第二篇文章是施芝鸿执笔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主题是“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半个月之后，应王忍之和时任人民日报社长高狄的明确指示，《人民日报》与《解放日报》针锋相对，于3月15日发表《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文章批判施芝鸿执笔的文章观点说：“有些人总是……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解放日报》周瑞金和施芝鸿等人不但对中宣部和《人民日报》的攻击、批判毫不畏惧，而且还“变本加厉”，再于《解放日报》发表了《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文章中直接回击王忍之和高狄之流：“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这一下，上海方面算是把北京极左阵营的“马蜂窝”彻底捅炸了。当时还存在的《当代思潮》等一批左刊先后刊登《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等文章，说是 “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还是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
接下来，就是由邓力群亲自出马上阵了。当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左王邓力群重出江湖，亲自上阵，鼓舞了理论界和宣传口左倾阵营的士气。邓力群本人一手组建起来的《真理的追求》杂志7月号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释放的烟雾弹。"
日后有极左阵营的人士主动对外披露说，那段时间与上海方面对抗的理论文章，有的是王忍之本人亲自撰写化名发表，有的是王忍之将报纸、杂志编辑召到办公室听他口述，将记录稿请他过目之后再以笔名或者报纸、杂志评论员名义发表。就是那篇署名邓力群的文章，也是在邓力群的秘书把“提纲”送到中宣部后，由王忍之执笔完成的。
当年夏天，有点心虚的王忍之指示高狄南下上海，秘密调查，质问《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的文章有什么背景？结果被上海方面顶了回去。于是，气急败坏、恼羞成怒的王忍之嘱咐高狄“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绝不能败下阵来”。高狄按照王忍之的指示，让《人民日报》于1991年9月2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文章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一个多月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暗示北京方面与上海的相互批判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说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与此同时，也由王忍之命题的作文《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工作》在11月出版的《求是》杂志第22期发表。文章危言耸听道：“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基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
当时的王忍之应该是猜都会猜到，那一年多时间的上海和北京方面你来我往的“大辩论”文章，已经由上海方面的施芝鸿编辑整理成册，飞到北京分别交到曾庆红和邓小平女儿邓楠手中。可见，这场由王忍之为左营打头阵挑起，由上海方面给予强力批判继而又被王忍之等人拼命还击的“姓社姓资”大辩论，是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并发表反左讲话的重要诱因。
接下来，南巡讲话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引发的巨大反响，直接导致了高狄在十四大党代表选举过程中落选，也导致了有幸“当选”了十四大党代表的王忍之还是在十四大中委预选中得票未过半数。
之后的王忍之因为不能连任中委，自然无法继续担任中宣部长职务了。但1933年出生的王忍之此时还不满60岁，于是被“对口”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了一届副职。于此同时，上海“皇甫平”的两个操刀手周瑞金和施芝鸿，一个奉调人民日报社任副社长，另一个奉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成了曾庆红的一秘。
此后的王忍之是怎么的落魄，日前刊登于左网《昆仑策》上的纪念文章《他在春光中归去——深切缅怀王忍之同志》有所披露。这也是王忍之去世之后笔者能够在网上搜索到的唯一的一篇纪念文章。文章作者胡澄夸赞王忍之“不以个人的进退荣辱为怀”，说“忍之同志在中宣部部长的任上，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们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后来形格势禁，忍之同志为党为国隐忍多年。他把‘最可听’的境界殷殷隐于‘无声’之中，进而感而为骚，吟而成句：寒天萧瑟立高楼，骤起风雷震九州。瓦釜雷鸣黄钟弃，金钱肆虐道义丢。长城自毁孰能救，社稷安危令我忧。强笑成欢随处有，几多嗟叹几多愁！“
按照如上纪念文章作者的说法，这应该是王忍之死前的最后一首诗作，可见是顶着一颗榆木脑袋到八宝山陪伴10年前先他而去的邓力群了。
10年前，笔者在《邓力群的“下场”令中共左派倍受鼓舞！》中说过“邓力群的最终‘下场’是哀荣倍致，与赵紫阳走得痛苦凄凉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了让‘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邓力群同志’化成青烟之前倍感哀荣，习近平特别安排在向全中国臣民和全世界华侨贺年道喜的国之盛宴开宴前，先率领满朝文武齐聚八宝山为他邓力群送别……”
相比较而言，如今的王忍之死得似乎有点凄凉。是否为当局有意为之？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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