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的上篇文章《王忍之顶着榆木脑袋陪伴邓力群去了》介绍了中共政权的前中宣部长王忍之，自从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落选中央委员之后落魄和郁闷到了何种程度，一篇刊登于左网《昆仑策》上的纪念文章《他在春光中归去——深切缅怀王忍之同志》有所披露。文章作者胡澄夸赞王忍之“不以个人的进退荣辱为怀”，说“忍之同志在中宣部部长的任上，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们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后来形格势禁，忍之同志为党为国隐忍多年……。”
去年8月，可能是因为听说王忍之来日无多而悲从中来，这个胡澄就已经在同一左刊上发表过一篇歌颂王忍之的文章《王忍之同志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说：“大家知道王忍之同志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当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他挺立阵头，以身作则。后来虽然屈子见谗，行吟泽畔，但是一片精忠，耿耿于世！……我曾拜见过王忍之同志多次，但从来没有见过他放声大笑过，为国隐忍沉郁之情令人钦敬。”
该段文字中的“ 屈子见谗，行吟泽畔”，典出自遭楚顷襄王放逐之后“政治上遭到重大打击，个人和楚国面临着厄运的情况下”的屈原之慨：“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把个王忍之比屈原，那谁是当代楚顷襄王呢？除了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是否也算呢？而王忍之在同样也是“政治上遭受重大打击”之后为什么选择了“耿耿于世”而没有像屈原有样学样去投江、跳河呢？
这个胡澄是中共毛左分子中的无名小辈，因为当了“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秘书长才有机会和王忍之及当时也还在世的邓力群等有所接触。他回忆说2006年的5月20日，他主持了 “不做无根的树——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六十四周年”座谈会，让王忍之、邓力群、贺敬之、魏巍等重量级毛左分子们有了一个齐聚一堂的机会。
胡澄说：大家都知道，王忍之同志退下来之后参加会议都明确表示他不发言。在筹备这次会时，我去他家向他发出与会邀请的时候，他就明确表示出席会议不讲话。但是，看到这么多为社会主义文艺文化复兴而奋斗的老战士们都踊跃抒发对革命文艺传统的弘扬之情的时候，我当场邀请王忍之同志给大家讲几句话。忍之同志开始也是表示拒绝，但是，他在沉默片刻之中显然在酝酿情感与思想。然后他的脸微微涨红，对着话筒朗声说道：“乌云遮不住太阳！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是不可战胜的。”
请注意胡澄在回忆完这一场景之后的两句感慨：“这是忍之同志为国为党隐忍多年以后的呐喊，这是忍之同志在境遇局促中的奋争。”
这其中的“隐忍”两个字用得还是很贴切的。
我们都知道王忍之自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上大上落选中央委员，导致不得不离开中宣部长领导岗位后，无论在江泽民时期还是在胡锦涛时期都一直被边缘化。但令笔者没有想到的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而且是他习近平已经全面向左开倒车的中共十九大之后，王忍之似乎仍在被继续政治打压。
胡澄回忆说： 2018年，我还在主持东城区党史方志的刊物《东城史志》，刊物登载了我对王忍之同志的专访和王忍之同志的几首诗与文章还有题词。结果却有一个部门的领导打上门来。他说，你们刊物不要刊登这些有倾向性的内容，以免引起麻烦。我问他什么叫作有倾向性？他就说，就像王忍之这样的极左分子的文章，就是有倾向性。我当时勃然大怒，对他说：“你才是极左分子！你们全家都是极左分子！这种‘倾向性’，在我看来恰恰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之所在，是共产党人的坚定性之所在！”
胡澄还在回忆中说好在当时他的主管领导支持他，但这个主管领导退休后，他胡澄就“被解除职务，没有编刊物的权力了”。
“但是这点风雨相比于魏老（指魏巍）和王忍之同志所经历的风雨又算什么？”胡澄接着说。
在《他在春光中归去——深切缅怀王忍之同志》一文中，胡澄愤愤不平地为逝者抱屈道：“ 他（王忍之）在遗嘱中嘱托后人不举办告别仪式，而将遗体贡献医疗事业。这是一位把全身心都献给人类的共产主义者的襟怀，对于某些刀笔之吏，竟然还吝惜‘优秀’两个字，我们尤感惘然。在我们这些共产主义的后来者的心中，忍之同志不但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确实，笔者也对中共社科院居然只是以离退休干部局名义为曾在该院担任过党委书记和常务副院长（正部长级）的王忍之的死发布简讯感觉奇怪。但是，胡澄这位前中宣部长王忍之的忠实追随者，居然不知道只有生前曾担任过副国级职务的党内领导人，死后才有资格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至于“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称号，那只有正国级领导人才配。
我们知道，自邓小平时代开始之后，陆续担任过中宣部长的依序是胡耀邦、王任重、邓力群、朱厚泽、王忍之、丁关根、刘云山、刘奇葆、黄坤明和目前在任的李书磊。总共10个人里，只有朱厚泽和王忍之未能官至“党和国家领导人”。
所以，日后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两家央媒如果还是要奉命为他王忍之的过世走一个“流程”，正式发布消息的话，也只能套用为每一个过逝的前正省部级官员的“标准化”报丧模式。这里仅以生前和王忍之同时期担任同样职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党委副书记）的滕藤为例。
2023年11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滕藤同志逝世》，上半部分内容如下：“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委副书记滕藤同志，因病于2023年7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滕藤同志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讣文的下半部分是逝者生前先后担任过的主要职务罗列，之后没有任何评价。
请注意如上引文中的一个细节，那就是滕藤的去世时间是前年的7月30日，而新华社发通稿的时间迟至9月8日。然后《人民日报》又是在新华社通稿发出的近两个月后才予以转发。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事实上凡是副省部以上级别的中共领导人正常去世后，新华社都是要发通稿报丧的。但只有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去世新华社才会在该领导人去世的当天（最迟次日）发布讣告并配发遗照和生平。至于正、副省部级领导人过世后，无论其生前所任职的最后一个单位是否会先在自己官网上发布一则简短的讣告，新华社都会在过了一段时间，甚至过了好几个月之后才发消息。而《人民日报》何日会在第四版上原文照引一下新华社的讣文内容，也是随机的，有时会以“撮堆儿”的方式 ，在某日的第四版上一次刊登数篇讣告。至于遗像的配发，一般是正省部级逝者都会配发遗像，副省部级逝者被配发遗像的较为个别。
不过呢，凡事总有例外，在近两年里陆续去世的一大批正省部级退休官员中，至少有一个是在身后获得了“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而这个人恰恰又是王忍之生前最不待见的中共体制内经济学家厉以宁。
厉以宁生前并未担任过行政职务，但他是民盟中央副主席，还是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享受正省部级待遇。
2023年3月26日的《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的《厉以宁同志逝世》的前半部分是：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的优秀领导人，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原副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厉以宁同志，因病于2023年2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厉以宁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该讣告的后半部分有一个区别于普通正省部级逝者的特殊之处，就是在较为详细的生平介绍之后加了一段评价： “厉以宁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开拓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在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以及促进民营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2018年荣获‘改革先锋’称号。”
厉以宁先生是近两年前去世的，当时的王忍之应该还是头脑清楚的。看到“党和人民政府”竟然对厉以宁如此盖棺定论，心情肯定是更加郁闷。当时有几家左媒都刊登过毛左分子们不满厉以宁身后居然会得到（习近平政权）高度评价的发牢骚文章。
2005年7月7日出刊的《乌有之乡》刊登了《前中宣部长王忍之为什么要亲自出马当“总顾问”？》一文。文中说：“认识中宣部前部长王忍之的人都知道：长期处在风口浪尖上的王忍之，言行非常谨慎。从来没见他给哪一本书写过‘序言’，当过‘顾问’。（但是）新近出版的《“朗旋风”实录——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一书上，赫然印着‘总顾问王忍之’六个大字。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为什么一贯谨慎的王忍之同志要亲自出马，为《“朗旋风”实录》这本书当‘总顾问’呢？这意味着什么？”
文章作者自问自答：一是因为，大量出卖国有企业、把大批国有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这件事，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性质、中华民族的前途。凡是有一点党性的共产党员，有一点良知的中国人，不能听之任之不说话。王忍之同志不仅当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部长，还曾在国家计委工作过，是一位既懂政治又懂经济的高级干部。面对这严峻的局面，他大概是忍无可忍了。
二是因为，我国一些党政领导人天天高喊“依法治国”，而坚持维护宪法，反对“私有化”，坚持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言论和书刊，却受到压制和封杀……。中宣部老部长王忍之亲自出马担任《“朗旋风”实录》这本书的“总顾问”，也许可以起到“泰山石敢当”的作用。
据笔者所知，因为外号“厉股份”、“厉民营”的厉以宁长年为市场经济鼓与呼，王忍之在当中宣部长时期就拒绝阅读厉以宁的任何文章、书籍。但是，当年围绕在他王忍之身边的左派文痞之一喻权域摘录了厉以宁说过的几句话送给王忍之之后，立刻让王忍之“忍无可忍”了。
喻权域是《“朗旋风”实录——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 一书的众多顾问之一，而且还为这本书写了序。他给王忍之摘录的厉以宁说过的话包括“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的”、“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等。
要知道，厉以宁生前的经济改革主张凡是在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得到采纳、推行的，几乎都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特别是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开始他的第二个任期之后反其道而行之的。所以前年厉以宁先生过世后，笔者就曾惊讶过习近平当局怎么会给厉以宁那么高的身后评价。
说明一下，前年厉以宁先生不幸病逝后，也是由其生前所在单位先发消息。北京大学官网发布的消息中不但详细介绍了厉以宁先生的生平及主要贡献和生前所获荣誉，而且还表示北京大学校方已经为厉以宁先生成立治丧工作小组，号召“ 全校师生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
接下来，北大校方又追踪报道了厉以宁先生去世的消息在北京大学师生校友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北大师生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对厉以宁先生的哀思和缅怀之情……。”
与厉以宁先生的身后哀荣相比，如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王忍之去世的短讯式处理，反差大得足以令众多毛左分子们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