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当局为何高度评价厉以宁，低调处理王忍之？》中介绍了中共政权的前中宣部长王忍之，自从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落选中央委员，导致不得不离开中宣部长领导岗位后，无论在江泽民时期还是在胡锦涛时期都一直被边缘化。但令笔者感觉十分意外的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而且是他习近平已经全面向左开倒车的中共十九大之后，被海内外公认为是中共“左王”的王忍之似乎仍在继续遭受打压。按照毛左网站《昆仑策》上刊登的《他在春光中归去——深切缅怀王忍之同志》一文的作者胡澄回忆，2018年，他胡澄“利用职权”，在自己主持编辑的一期北京市东城区党史方志的刊物《东城史志》时夹带私货，登载了他对王忍之的专访和王忍之的几首诗与文章还有题词，结果被上级主管部门兴师问罪，认为“像王忍之这样的极左分子的文章，就是有倾向性”，所以不应该刊登。
胡澄文章中回忆的另外一个王忍之生前持续遭受政治打压的例证是，2017年底至2019年前后，当时吉林省的几个毛左分子在时任中共吉林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林炎志的支持下，编辑《诗说毛泽东》一书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诗说毛泽东》 全书共六卷，号称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一部毛泽东“颂诗”全书，系统完整地收录了自“秋收起义”至本世纪初各个时期社会各类人等对毛泽东的颂扬诗歌，声称共计1200余个作者、5000多首诗作，作者包括了董必武、聂荣臻、陈毅、郭沫若等，毛泽东儿女都有大量作品被收录。
当时林炎志在几个毛左的推举下， 同意担任第一主编。而具体主持编委会工作的叫孟戈，也是一个毛左分子。笔者去年曾读到过他的一篇直接向习近平叫板的文章《“党领导民营企业”的说法是空想社会主义》。文章的主要论点就是“不解决公有制在中国经济中占数量和份量绝对优势的前提下，谈党对民营企业的领导，让民营企业‘由党领导而不是资本控制’，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和空谈。”
仅从这一篇文章的论点，就能够判断出这个孟戈绝对是王忍之的忠实信徒。
在《诗说毛泽东》的编撰初具规模后，孟戈找到了胡澄，请他向王忍之转达为这套书题词、题名的请求。
说明一句，王忍之的诗词造诣和书法功底都是很不错的。
胡澄回忆说，他当时到王忍之家里转达了编委会的请求后，王忍之回答说： “写我可以给你写，但是他们未必能用。”
胡澄当时还觉得王忍之这一席话有点不可思议，但把王忍之写成的题词、题名转交给编委会后不久，孟戈即回信说：“出版部门说忍之同志的政治色彩太鲜明，不能用他的题词题名。”
胡澄继续回忆道：“我不得不敬佩忍之同志的先见。当我很羞愧地向忍之同志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淡然一笑，说道：‘我早料到了，不在乎这些。’这就是忍之同志‘二不’的境界。”
这里的所谓“二不”，是指王忍之“被迫离开中宣部领导岗位”后，即自号“二不斋主”，所谓“二不”就是“不在乎，不买账”。
堂堂前中宣部长，为一套歌颂毛泽东的图书题词并题写书名竟会因为“政治色彩太鲜明”而遭到封杀，而这件事情发生在习近平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之尊主管中宣部等所有中央党务机构期间。
笔者无从知晓当时《诗说毛泽东》的出版方在是否能用王忍之所题写书名问题上请示到了“上面”的哪一级，但当时仍还存在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务院编制下的文化部、（当时的）广电总局，以及教育部等，事实上都是中宣部的下级单位。所以，对于是否敢用王忍之所题写书名的问题请示到了新闻出版总署，就是请示到了中宣部。
当时的中宣部长是刘云山，笔者推测刘云山有可能就此事请示过习近平，理由就是这套《诗说毛泽东》的第一主编林炎志背景不凡。
林炎志的名字和当时所任职务曾被收录进笔者30年前出版的《中共太子党》。他的父亲林枫是1926年加入中共的，也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员。林枫上个世纪30年代曾担任过刘少奇秘书，中共建政后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及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等职。
既然父亲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炎志本人在文革中也和习近平一样成了“反革命狗崽子”，而且两人一度还是当时的北京市少管所“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里的“同窗”（狱友）。只不过习近平只在那个“班”里呆了几个月，而林炎志却在里面呆了5年。
文革后，林炎志于1977年进入清华大学，与1975年进入该校，1979年结业的习近平同校一年。再到后来，此二人就都成了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
十几年前，大概是习近平登基前半年左右，有一位自称“与林炎志很熟”的中共央媒驻外记者向笔者指出了《中共“太子党”》一书中对林炎志的职务介绍有误，林炎志从未担任过笔者书中所列的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职务。然后这位央媒记者就建议笔者在《中共“太子党”》一书修订时为林炎志加一章节，说他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故事之一就是林炎志“不看好”习近平。
这里说的“不看好”，意指当时的林炎志站在党内极左阵营角度对习近平当政后左派能翻身“不抱希望”。
这位央媒记者当时讲的关于林炎志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胡启立和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对分别出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的三个团干部李克强、林炎志、李源潮进行评估，认为李克强和李源潮都是“思想解放”，而林炎志则是“思想观念因循守旧”。
从那以后，林炎志在共青团系统的仕途发展就被李克强和李源潮压过一头。李克强和李源潮都进入团中央书记处的同时，林炎志只进了团中央常委，具体职务是北京团市委书记。而在林炎志担任北京团市委书记的第一年，同为当届团中央常委的刘云山是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党组副书记。
再到后来，这个林炎志于1994年被安排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党组书记（副部长级）、副主任（主任是时任民进中央副主席许嘉璐）。此前一年，李源潮获得了他离开团中央之后的第一个副部长级职务中央外宣办副主任。
接下来，选择“外放”的林炎志先是被安排为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51岁那年调任吉林省委副书记。
就在林炎志上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第二年，江泽民发表了“七一讲话”，其中对“三个代表”内涵的诠释被众多西方媒体直接解释为“资本家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了”。于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党内左王、左棍们群情激愤，由邓力群签头带领“一群共产党员”发表万言书向江泽民进行理论宣战。而林炎志就是这“一群共产党员”中唯一一个正在担任党政领导机关实职的副省部级官员。胡平先生曾在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里介绍说，当时的林炎志还写了一份内部报告，声称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不但不能允许资本家入党，而且还要劝退那些已经成了资本家的共产党员。林炎志强调：让资本家入党“意味着我们党已经接近政变性质”。
我们知道，林炎志主持编撰《诗说毛泽东》的2009至2010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早已经被写进党章，与邓小平理论并列为“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既然林炎志此前公开反对、批判”三个代表“的言行都未影响他在江泽民退休之后担任《诗说毛泽东》的主编，那并未公开参与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大批判活动的王忍之，怎么就会在习近平当了“副总书记”之后仍然还是“境遇局促”、“形格势禁”呢？
说巧不巧，就是在王忍之给《诗说毛泽东》题写的书名不被允许使用的当年5月9日，王忍之中宣部长的前任朱厚泽先生因患肺癌救治无效，不幸去世。
朱厚泽去世的两天后， 自由亚洲电台网站播发《各界送别朱厚泽 生前录音：寻找八十年代思想财富》一文。文章写道：前中宣部长、全国总工会第一书记朱厚泽遗体告别仪式周二上午在北京医院举行，李锐、李普、杜导正、于浩成、李洪林等知名的党内自由派老人都前往送别这位挚友，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子女也前往志哀。当天陆续到场送别的估计近千人，除了生前知交、体制内外知识界人士，还有一些网民自发前往。
前经济学周报主编高瑜转告本台：“虽然去了一千多人，但它的形式是家庭的，官方的、政治色彩的一概没有。李锐到了那里献了首诗。在里面向遗体告别时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那些老人们都哭了。可是在外面成了一个很难得的聚会，人这么多，今天就是八十年代思想理论界的大聚会，全来了。”
告別式遵从遗愿完全是家庭式，只摆放了夫人儿女和孙辈送的五个花圈。据悉，习近平、李源潮、田纪云、尉健行、王兆国等在位高官致送的花圈都摆放家中。而朱厚泽的遗体由党旗覆盖，告别式后送往八宝山火化，骨灰将回到贵州织金家乡安葬。他去世至今，新华社未有报道。
单从自由亚洲电台当年的这篇报道文章内容，就能够对比出仅从非官方反应的角度看，如今的王忍之走得是多么的凄凉。
至于官方的反应是，就在自由亚洲如上这篇报道文章刊登的第三天，新华社就为朱厚泽的逝世发了通稿《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逝世 习近平等哀悼》。该讣文的第二部分是较为详细的生平介绍，第一部分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朱厚泽同志，因病于2010年5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朱厚泽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王兆国、王岐山、李源潮、尉健行、罗干和倪志福、胡启立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不知道为什么以送花圈方式表示哀悼的田纪云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新华社这篇通稿里。但这也说明了当时“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的中共副国级以上的在位和退休中共领导人绝不止如上8人。
如上8人中，习近平是当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党的总书记接班人，尉健行和罗干是退休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是下台政治局常委（下台前是朱厚泽的顶头上司），倪志福是前政治局委员兼全总工会主席，王兆国、王歧山和李源潮则是当届政治局委员。
当年第一次读到新华社这篇通稿时，就奇怪这份因朱厚泽的病逝表示哀悼和慰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中既然会有王歧山和李源潮，为什么没有当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分管意识形态的李长春和时任中宣部长刘云山？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哀悼和慰问的“阵容”对一个因病去逝的正省部级退休干部来说还是有点“超规格”的意味。
这里不妨拿都是在2022年病逝的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吕枫和张全景作一比较。此二人当初虽然先后贵为中央组织部长，但都和同时代的先后贵为中宣部长的朱厚泽及王忍之一样，在位期间未能以中央领导机关里正部长的身份跻身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所以，吕枫和张全景去世后的官方讣告的程式和规格，都和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所引的滕藤的讣告完全一样。
日前，有媒体把王忍之“死得悄无声息”归因于社科院老干部局所发讣告中的“根据本人遗愿，王忍之同志丧事从简，不举行送别仪式，遗体捐献给医疗科研教学事业”。其实不然。
回想当年朱厚泽先生去世后其家属也在讣告中申明了“根据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但结果却是和我们前面回顾的那样：民间的悼念感人至深，官方的报道更不敢怠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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