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底层劳动者们造反了
在之前的两讲中，我们谈到了二月逆流的始末。在这次事件中，毛派遭遇了一批中共老干部和老军头的强力阻击，在不少地方发生了针对造反派的大屠杀和大逮捕事件。毛泽东对此的应对手段，则是发出直接的威胁，表示他和林彪要重上井冈山，从而将这次所谓“逆流”给打了下去。但是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对毛派的行为进行了刹车，否定了上海造反派彻底取消科层制官僚制度的做法，否定了上海造反派刚成立不久的上海人民公社，代之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今天的这一讲，我们就要谈一谈毛泽东的这一波刹车带来的重大影响。
在1967年初，随着上海一月风暴的发生，文革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高潮。在1967年1至2月间，黑龙江、山西、山东、贵州等地的造反派们夺了省委的权。1967年元旦，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井冈山兵团发表了《炮打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文章，并包围了中南海，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口号。1月6日，清华井冈山兵团头头蒯大富向刘少奇家中打了电话，谎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出了车祸，刘少奇及其妻子王光美随后乘车前往医院，被清华造反派堵截，刘少奇被中共中央派人救了回去，王光美则被造反派们押送到了清华园控制起来。1967年2月，中国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生翁如兰推出了一幅奇画《群丑图》，用夸张而讽刺的笔调展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数十名中共高干“走资派”的形象。随后，造反派们在《群丑图》的基础上又创作出了不同版本的《百丑图》，展现着各色各样被打成“走资派”的人们。
在当时的一片喧闹声中，也存在着一批为自身权益而奋斗的人，其中最大的一个群体是当时社会上大量存在的底层劳动者。在文革前的1961—1963年间，为了缓解大饥荒造成的城市供应困难问题，中共当局将大批企业职工和城镇居民下放到农村，中国在那几年间职工减少了1833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了2800万人。这两三千万被抛出体制的人都不是有权有势的中共上层人士，而是弱势的底层劳动者。他们在中共当局的行政命令要求下离开城镇前往农村，但农村人面对这些突然涌来、进一步造成了农村资源紧张的人们也并不欢迎。许多人被下放到农村之后生活没有着落，不少人因此不断上访，希望解决他们的困境。
除了这批被中共体制无情抛弃的底层劳动者外，还有一批受到强烈压制的人是下乡的知识青年。与许多人刻板印象中的认知不同的是，下乡知青并不首先出现于文革。早在1950年代中期，中共当局为了减轻城市的就业压力，就已经开始让不少城市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地区垦荒。到了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更是发布文件，把“上山下乡”确定为城镇青年就业的一种长远方针，随后就展开了政治运动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到1966年时，全中国的下乡知青人数达到了150多万。
对于上述这些被中共体制抛弃的人来说，当时有一条狭窄的改善生活的渠道，那就是做企业的临时工和合同工。1964年，在刘少奇的倡议下，中共开始大量招收合同工、临时工。这些合同工、临时工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无法获得医疗、劳动、养老保险，并非用人单位的固定职工，工资也比正式工低很多，而且也不被允许加入工会，有的人被所在企业解雇后走投无路，甚至投河上吊、卖儿卖女。随着文革的爆发，这些社会上形同“贱民”的人组织了起来，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展开了斗争。
1966年11月8日，临时工、合同工的政治团体“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在北京冶金部二招成立，这个团体的发起人来自北京、江苏、安徽、广西、贵州等地，简称“全红总”。此后一直到1967年2月，全红总先后换过三届被称为“五人小组”的领导核心。12月5日，全红总成立了北京分团，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有三万人参加的游行。其后，全红总又相继成立了贵州分团、湖南分团、黑龙江分团、吉林分团、广西分团、广东分团、江苏分团、上海分团、河北分团、内蒙古分团、安徽分团、江西分团，“在北京的‘全红总’总部和全国各分团紧密联系，每天收到各地寄来的几千封信，信件内容大多是各地临时工、合同工被解雇、受压迫的严重情况以及维护权益的强烈呼声。‘全红总’要求就改善临时工、合同工待遇问题同国务院劳动部谈判。”全红总还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口号，包括：
向刘老板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彻底铲除一切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
我们要革命，要生产，要吃饭！
反解雇，反迫害，反欺压！
要平等，要同工酬，要生活保障！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第十一章）
由此可见，全红总在斗争策略上，把关于自身经济待遇、权益的维权斗争与毛泽东打击“走资派”的意识形态结合了起来，提出刘少奇主张的合同工、临时工制度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从这一点上来看，全红总的抗争非常符合传统的典型工人运动。
二、中共高层毛派一度支持全红总
一开始，中共高层的毛派们也对全红总表示了支持。1966年12月26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毛派骨干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全红总的代表。根据这次会见的相关记录，会见一开始的情形是这样的：
“江青同志首先问了每个同志的姓名、工作情况后说：‘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临时工代表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并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感谢毛主席！’“。
接着，江青在听到全红总代表们对自身处境的控诉之后，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说道：
“我流泪不是软弱，是因为看到了真正的同志！我感谢你们，你们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而后，江青还亲口表示：
“他们都是老爷，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
“一、一切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必须允许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
“二、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上述两点，现行反革命分子例外。”
（以上内容，引自《陈伯达、康生等在接见“全国红色造反者总团”部分代表时的讲话》，来自网站“和谐历史档案馆”）
会见结束后，全红总开始了大规模的夺权运动。1966年12月27日，全红总的领袖进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陷入了瘫痪状态，这一部门的工作由全红总接管。1967年1月2日，全红总又和中国劳动部及全国总工会签署了一份《联合通告》，其内容是：
“1、为了保障‘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
“2、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
“3、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见方圆：《从“全红总”谈“人民文革”》，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2009年11月26日）
接下来，全红总决定把事情变得更大。1967年1月8日，全红总在北京西苑饭店大会议厅召开了“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与会者包括一百多名各国外交官、驻京记者、左派组织、驻京代表、援华专家。全红总全体总部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知名的美国共产主义者李敦白担任了会议的司仪和英文翻译。这场会议一直进行到了午夜十二点，各国记者在会上纷纷提问，与会者们则在会后合影留念。看上去，全红总可谓是风头一时无两，打出了自己的全球知名度。
三、中共出尔反尔地镇压全红总
在正常的社会中，社会团体邀请各国记者举行记者会，本来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然而在中共的极权统治之下，这却是不被允许的。在不久后全红总遭到中共迫害时，他们在会后照的那张合影竟然成了一种“里通外国”的证据。事实上，这次记者会不但是全红总自成立以来的巅峰，也是这个组织的夕阳残照。很快，中共高层毛派对全红总的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这个团体展开了疯狂的迫害。
当时，在毛泽东的设想中，全红总成功夺权之后，应该与毛派信任的老干部、中国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副部长陈乃康及军方代表《解放军报》编辑邵一海组成“三结合”的班子，取代旧有的总工会。中共高层毛派骨干江青和戚本禹向全红总传达了这一要求，但全红总没有答应。之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毛泽东对全红总动手了。
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要求所有全国性组织一律取缔。2月17日，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发出文件表示：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的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以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所决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废。”“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中央正在研究，准备分别情况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进行。”
根据全红总领袖方圆的回忆，在1967年2月17日这天，全红总举行了会议，决定将全红总立即改名为“改革临时工合同工制度联络总站”，分团则各自更改组织的名称，“进一步整顿基层，等待有利时机”，并要求全红总在北京成员“尽快离京，六七年‘五一’劳动节 在广州汇合。”
其后，在1967年3月初，各地的“全红总”各级负责人大都惨遭抓捕，被株连的民众数量更是庞大。这场悲壮的合同工、临时工抗争运动，就这样被中共残酷地镇压了下去。
事实上，在同一时期，当时还存在着不少如全红总一样的维权组织。这些组织的组成方式也和全红总类似，算是处在被中共取缔的“全国性组织”之列。在1967年2月15日，中共军队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曾发布了一篇杀气腾腾的布告，将这些维权团体一律打成了非法组织。这份布告中这样说道：
“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全国军垦战士革命造反团、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其它所在北京的所谓全国性的群众组织，都是非法的。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告，应当立即解散，它们的成员要立即回到原区、原单位。”
在这之后，大量民众维权组织的领导人就纷纷遭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和北京卫戍区的逮捕。一场民众为自身权益奋起抗争的大潮，就这样被恐惧真正民众抗争运动的中共给镇压了下去。这就是毛泽东时代所谓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