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迎来第二个高潮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来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之前的两讲当中，我们谈到了1967年的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全过程。在这次事件中，前往武汉调解当地武斗的毛泽东，遭遇了他自文革爆发以来的最大危机，一度被武汉军区支持的当地保派人员以及军人围困在他位于东湖宾馆的行宫。在这之后，周恩来通过化妆的方法潜入武汉救出了毛泽东，事后毛泽东乘坐飞机逃到了上海；听命于林彪的军队则是开进武汉，解除了武汉军区独立师的武装，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被押送到北京，遭到批斗关押。在此期间，毛泽东的忠实跟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一度被冲入东湖宾馆的人抓到了武汉军区，遭到毒打。王力在被释放后，进入了他在文革当中的巅峰时刻，于1967年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出席了群众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王力坐着轮椅身处周恩来和林彪中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代表毛泽东接受群众欢呼的人物。
然而，毛泽东这个人的一贯行事风格，就是在一个人有利用价值的时候，看上去会对这个人好话说尽；但在这个人失去利用价值的时候，他就会无情地抛弃掉这个人。仅仅在这次大会之后的一个月，王力就宣告倒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要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看一看在1967年夏天，继一月风暴之后的又一波文革高潮。
在讲述1967年夏天的这波文革高潮细节之前，我们先要对它进行一个总体性的描述。在这一波文革高潮中，发生了许多事件，其中包括中共军队内部造反派的大规模出击、大批军队将领被揪斗乃至打死的“揪军内一小撮”运动、百万人批斗刘少奇邓小平运动、造反派炮打周恩来运动，以及造反派砸烂外交部的行动。在此，让我们讲一讲这些运动的详情。
二、中共军队分成两派
在1967年上半年，随着社会上造反派的崛起，军队内部也出现了造反派。自1967年4月的《军委十条》宣布，不准军队把群众组织任意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之后，军内造反派的势头非常强劲。众所周知，军队是一种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命令、有严格科层制的组织。但是，在当时的中共军队内部，依然存在着造反派的活动空间。
当时，在中共军队的各军种总部、机关及驻北京的军队文体、军事院校中，军队机关干部和军校生们都分成了两派。在北京，两派壁垒分明，其中保派叫做“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老三军派”，其政治立场是在空军拥护司令吴法宪、在海军拥护政委李作鹏、在总后勤部拥护部长邱会作，这三个人都是林彪的嫡系大将。属于老三军派团体的北京军区文工团“燎原战斗队”，在当时组织了海军、空军、工程兵、二炮等军事单位的文工团联合起来排练节目，而且好几次在北京军区礼堂组织了演出。
与老三军派针锋相对的，则是名为“首都三军革命造反派”的军内造反派联盟，简称“新三军派”，又叫做“冲派”，其成员来自各军事院校和军事机关单位的造反派。老、新三军两派之间的斗争焦点，则是希望在1967年的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二十五周年演出中占据舞台。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林彪在当时是毛泽东的政治盟友，在不少地方采取支持造反派的立场，但军队内部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林彪的天下，林彪集团在军内总体上扮演着一种保派总后台的角色。
三、刘素媛事件
就在老、新三军派激烈斗争，且军内造反派势头很盛的情况下，双方的天平却突然之间因为一件黑天鹅事件翻转了。这一事件的推动者，是中共军队空政文工团的歌剧演员刘素媛。刘素媛在1958年18岁时进入中南海给毛泽东伴舞，从此就和毛泽东产生了特殊的关系，成为了毛泽东内廷中的人，有不少机会能够向毛泽东说话。那时候，空政文工团中自然也是分成保造两派，其中一派作为老三军派，是保空军司令吴法宪和政委余立金的；另一派则属于造反派，是反对吴、余两人的。刘素媛那时属于保派一方的人，而且保派在空政文工团混得很惨，只剩下了区区五个人，遭受着猛烈的攻击。
在这种形势下，在1967年4月，刘素媛利用了她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向毛泽东哭诉陈情，询问毛泽东说：“对吴法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的回答则是：“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是不能打倒。”有了毛泽东的这句所谓“圣旨”之后，刘素媛所属的保派就迅速咸鱼翻身，成了空政文工团的多数派，刘素媛甚至还混成了这一派的头头，变成了大名鼎鼎的“刘司令”，空政文工团也成为了老三军派的重要力量。
毛泽东究竟为什么要保吴法宪？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和刘素媛有特殊的关系，为了照顾这位“刘贵人”的情绪，毛泽东把私人情感放在了政治利益之上。然而如果稍加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单纯以宫廷斗争的角度展开的解读并不准确。当时，林彪集团是毛泽东推动文革的重要盟友。如果得罪了林彪集团，毛泽东将很难在文革进程中获得来自军方的强力支持。因此，从总体形势上来看，尽管作为造反派的新三军派更接近毛泽东的政治路线，但他们在这时非但对毛泽东没有利用价值，而且在给毛泽东的所谓“伟大战略部署”添乱。因此，毛泽东就无情地抛弃了新三军派。至于刘素媛的哭诉进言，在更大程度上则只是一个令毛泽东表态的契机。
四、两批中共军人打起来了！五一三大武斗
这样，新三军派由于失去了毛泽东的支持，实际上就处在了一个很不利的位置。导致新三军派倒台的事情，则是发生于1967年5月13日的“五一三事件”。这天，老三军派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展开了《长征组歌》的演出。为了避免这次演出被新三军派冲击，一批军队高级将领坐镇剧场东侧的小楼，调集了北京卫戍区的两个连来保护演出现场。在此情况下，新三军派依然向这次演出发动了猛烈的冲击，双方随即展开了一场大武斗。
根据这次冲击的策划者、新三军派成员、海军军乐队队员白而强的回忆，当时现场的情形非常之混乱：
“到了北京展览馆前，尽管天色渐暗，却还是能看到偌大的北展广场上人头攒动，各色彩旗飘舞，车声、人声交织，广场旁边的通道、剧场前面的大广场、至剧场外面通二楼的楼梯上都挤满了来自各个单位的‘造反派’！全国闻名的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的大旗一面挨着一面，与军内文艺体育单位、各地军事院校“造反派”组织的大旗交集在一起，这很出乎我的意料——这么多单位来了这么多人，肯定不是我们前一天开的小会所能调动来的——我们下车以后，天色灰暗已经看不清彼此的面孔，只能大声叫喊着进行‘联系’，谁也不知道这么多人集在一起下一步要干什么，结果只能是大家各自为战，跟着感觉、跟着人群，拼命地往剧场方向挤上去了！
“我不知道先进去的人与演员之间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我进去的时候在剧场前厅看见一群人正在追打几个人，其中最容易辨认的是八一体工队的几个大个子。我不大认识这些人，也没和他们打招呼便径直往剧场里面走，一直挤到舞台前，看见舞台上已经是我们的人在挥舞占领中央高地的大旗；乐池里空无一人，一些大型乐器胡乱丢弃在那里……”
（白而强：《我策划了冲击三军演出事件》，《华夏文摘增刊》第八一六期）
可见，响应新三军派展开这次冲击的，还包括北京高校的造反派。在这场大规模打斗之后，新三军派看上去是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这也是他们要倒台的前夕了。在5月14日凌晨，周恩来和中共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老、新三军两派的代表，传达了毛泽东的所谓“旨意”，批评了新三军派，并表示林彪支持的是老三军派。此后，周恩来、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在6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老三军派的演出。这样，老三军派就获得了胜利，新三军派遭到了清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新三军派被打了下去之后，中共军队内部又发生了一场大乱，这就是“揪军内一小撮”运动。这场运动，实际上是林彪与军外造反派合流，对军内非林系势力的一次猛攻。在1967年7月25日天安门广场欢迎王力的大会上，群众代表呼喊了“打倒军内一小撮”、“打倒陈再道”的口号，林彪也响应着这些口号都举起了手。根据毛派干将戚本禹的回忆，在这次大会上，林彪的表现相当亢奋，可谓是一反常态：
“那天林彪还来得特别的早。平时中央开大会，林彪一般都不参加。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多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态而表态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在那天表现得非常积极。我还没见到他在别的事情上这么积极过。他那天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说了很多话。他说，这件事一定会使右派更快地分化。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做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做大文章，把坏事变成好事。还说，陈再道的这个部队过去是四方面军的，是徐向前领导的。谢富治也是四方面军的，谢富治还是他们的首长。现在他们连谢富治的话都不听了，那一定是有比谢富治还高的人在背后支持。”
（《戚本禹回忆录》第二十五章《武汉“七二〇事件”》）
众所周知，林彪在中共军队内部，长期属于毛泽东的嫡系，出自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则是另外的山头。随着林彪的表态，又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席卷了中共军队。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先讲到这里。至于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