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
在上一讲中，我们介绍了林彪把军内造反派给打下去的“五一三事件”。然而如前所说，在这之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名为“新三军派”的军内造反派被打下去之后，林彪又借着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议题，试图与军外造反派联合，在军内发动一场清洗，把目标定为军内非林系山头的人。1967年7月25日这天，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欢迎王力从武汉归来的大会——在此前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中，毛泽东的跟班王力曾被支持当地保派的武汉军区人员毒打。在这次会上，群众代表将矛头直接对准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呼喊了“打倒军内一小撮”、“打倒陈再道”的口号。根据毛派干将戚本禹回忆，一贯病怏怏的林彪在这次活动上显得异常亢奋，不但呼应着这些口号，而且公开表示说，“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做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做大文章，把坏事变成好事。（林彪）还说，陈再道的这个部队过去是四方面军的，是徐向前领导的。谢富治也是四方面军的，谢富治还是他们的首长。现在他们连谢富治的话都不听了，那一定是有比谢富治还高的人在背后支持。”（《戚本禹回忆录》第二十五章《武汉“七二〇事件”》）
众所周知的是，林彪在中共军队内部，是属于红一方面军系统的，这一系统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嫡系部队，而红四方面军则是属于旁系。林彪在这段话中提到的谢富治，时任中国公安部长，此人在文革中也是一个紧跟毛泽东的人物。林彪说出这番话，实际上就是在表示，军内还有更高层的清洗目标。而根据当时当红的清华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的回忆，当时的情形是：“在天安门城楼休息时，林彪对周围的人说，武汉‘7·20事件‘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抓住大做文章。在与王力谈话中，我认为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时候了。”
这样，随着林彪的这种表态，以及造反派的响应，一场大规模整治风暴席卷了军队。在1967年7月29日这天，也就是天安门广场欢迎王力大会后的四天后，蒯大富率领的造反派就抄了出自红四方面军的中共元帅徐向前的家。遭到造反派猛烈冲击的军队总政治部，则在这之后被以“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口号冲垮。当时，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正化名肖力，在军队的官方喉舌、由总政治部主办的《解放军报》担任记者，并且在江青的关照下成了总政治部里的造反派头头——实际上，她就是毛泽东政治意志在军内的执行者。在1967年7月25日天安门广场欢迎王力的大会上，李讷见到了林彪，林彪在会面中对李讷表示了支持，提出“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在这之后，军队总政治部被彻底搞垮，它的四名正副主任、四十多名正副部长遭到了揪斗，包括总政副主任袁子钦在内的17人被迫害致死。
二、百万人批斗刘邓陶
在此前后，除了中共军队内一片鸡飞狗跳外，1967年夏的第二波文革高潮也席卷了中共的最高层。1967年6月30日，大批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外聚集，建立了“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简称“揪刘火线”。在7月，大批造反派包围了中南海，并在这个月的18号首次正式揪斗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七二〇事件之后的8月5日，北京爆发了百万人批斗刘少奇、邓小平的大会，与刘邓二人一同被斗的还有曾在文革初期快速走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当时，陶铸由于在文革爆发后坚决支持所谓的“抓革命，促生产”，不愿意让文革运动影响到工矿企业的生产，而失去了毛泽东的欢心，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共高层毛派也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结果在1967年1月4日被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直接宣布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和“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在这之后，陶铸成了继刘少奇、邓小平之后所谓“走资派”的第三号人物，“打倒刘邓陶”也成为一句当时很流行的口号。
在1967年8月5日批斗刘邓陶的百万人大会上，尽管会议的主会场是天安门广场，但刘邓陶三人则是在中南海里与他们的夫人一同被造反派批斗的。在这天，毛派干将谢富治、戚本禹曾亲自与揪刘火线的人员见面，戚本禹对他们面授机宜，表示：“刘、邓、陶躲在洞内怎么办？中南海里造反派斗争，听会议实况录音，中南海同志到他家里放大会录音，监督他听，新闻记者去他家拍照片，向红卫兵同志们放。开辟两个战场，一个是天安门，一个是在中南海。中南海战场监督他听，建议新闻记者拍电影，给你们看。”据军内作家顾保孜所作的《中南海人物春秋》一书所述，在这次批斗会上，刘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遭到了中南海造反派们相当残酷的对待：
“几个彪形大汉把刘少奇、王光美架进会场，他们一会儿强按下刘少奇的头，把他的手扭到背后，强迫他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还让他做喷气式；一会儿又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最后，他们把刘、王押到会场一角，硬把他们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此时的刘少奇已被打得鼻青眼肿，他的鞋也被踩掉，只穿着袜子……
“批斗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虽疲惫已极，但余怒未消，立即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正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么对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扞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
“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刘少奇的抗议没有收到任何回答。
“8月7日，刘少奇给毛主席写信，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面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告诉毛泽东‘我已失去自由’。
“信是送上去了，可刘少奇的腰也伸不直了，右腿也被打伤了，走路一拐一拐的，妻子和孩子们与他在同一个院子里，却不能相见，更不能相互照顾。十几天后，这种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待遇也没有了，9月13日，刘少奇的孩子们被赶出了中南海，王光美也被捕入狱，刘少奇则被强迫抽去腰带，被‘严加看守’起来。”
如我们之前所说，刘少奇在倒台之前，绝非良善之辈。事实上，他在文革前夕的四清运动中，以及文革初期派遣工作组时，都曾展开过血腥的政治迫害。在1964年12月时，刘少奇曾在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上不断打断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则手持宪法和中共党章来到会场，表示抗议。而现在，随着刘少奇遭到了毛泽东的残酷报复，又轮到刘少奇拿着宪法为自己说话了。可是，在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之下，宪法不过是个装点门面的东西。毛泽东和刘少奇这种中共最高层人物，在对他人进行政治迫害时，何曾考虑过这些残酷的行为是否合乎宪法？只有当他们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才会突然想起拿出宪法来保护自己。然而，正是他们自己把宪法当成了装点门面的玩具，他们拿出的宪法也自然并不能真的保护他们自己。这无疑是相当黑色幽默的一幕。
三、周恩来也难逃攻击
除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遭到了直接批斗外，在此期间，一部分造反派的攻击矛头还直接对准了周恩来。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等人成立了造反派组织“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旗贴出了一封题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一连提出了质问周恩来的二十三个问题。6月30日至7月1日，一批反对周恩来的各校造反派学生组成了规模更大的反周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北京外语学院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并发布决议说道：
“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
在这之后，这些反周的“五·一六兵团”小将们将行动升级，于1967年8月8日、9日在北京各地广泛发放传单，对周恩来展开了猛烈攻击，表示“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叛徒”。除此之外，攻击周恩来的标语和大字报也在北京不少地方出现。
而就在周恩来也遭到造反派直接攻击的情况下，造反派们又冲击了周恩来力保的外交部，使局势变得更为暴烈。这场冲击的起因，则与当时香港发生的一件事有关。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让我们下周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