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六七暴动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在1967年夏天，文革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潮，大批造反派把北京搅得天翻地覆。军队方面，在毛泽东和林彪的支持下，造反派大量揪斗军队将领，“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在针对政治死老虎刘少奇、邓小平方面，造反派们进行了百万人参与的超大规模批斗会。甚至政治身段非常柔软的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也难逃攻击。当时，北京出现了一个名叫“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组织，公开宣布“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这些反周的“五·一六兵团”小将们将行动升级，于1967年8月8日、9日在北京各地广泛发放传单，对周恩来展开了猛烈攻击。这时候，甚至连周恩来力保的外交部也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今天这一讲，我们就要讲一讲这个问题。
当时，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人，是中共军队的“老帅”之一陈毅，此人和周恩来关系相当紧密，而中共建政后的外交口，本来就有着周恩来庞大的势力。1967年7月15日，在周恩来去武汉的时候，北京外国语学院、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数千名造反派组成了针对陈毅的“揪陈”大军，在外交部外安营扎寨，贴出了批判外交部领导的大字报。这时，香港正在发生相当激烈的“六七暴动”，使北京的局势更为火上浇油。要讲清楚北京接下来的局势进展，我们就要先来看一看当时香港的情况。
1967年4月，香港九龙黄大仙区新蒲岗的胶花厂发生劳资纠纷。由于资方提出了不近人情的严苛劳动规定，工人群起反对。亲共组织遂借机生事，从5月4日起在工厂中张贴大字报及毛语录。5月6日，劳资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到场维持秩序的防暴警察试图调解未果，遂逮捕了数十人。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香港分社获知此事后，在当天便要求香港的八家亲共报纸“全线出击，号召香港工人群众和广大爱国同胞集会，游行示威，起而斗争，不胜不休。”在中共的号召下，香港亲共人士于5月12日成立了“港九各界反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并在这一天对黄大仙公务员宿舍进行三次纵火。5月25日，中国当局在北京成立了“反迫害联合办公室”，并在香港成立了挂靠在新华社的秘密组织“反迫害斗争指挥部”。这样一来，香港亲共派的活动便完全由中共进行指挥了。在整个5月，亲共派手持《毛主席语录》多次冲击港督府。6月3日，中国《人民日报》发布了极具煽动性的“六三社论”，称“我港九同胞既然展开了反击，就一定要坚持斗争，抗顽敌、追穷寇，把英帝国主义斗垮、斗臭！”“港九爱国同胞们，进一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勇猛地向着万恶的英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吧！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在这之后，香港亲共派便利用亲共工会和团体，展开了罢工、罢市的活动，并在此后和警方反复发生激烈冲突。
这一系列事件，就是香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六七暴动。事实上，这次暴动在规模最大时，也只有六万名亲共人士被动员了起来。单从这一点来看，它就和有数百万人广泛参与的反送中运动有本质的区别。不过，这场暴动还是给香港带来了很严重的影响。在六七暴动期间的1967年7月8日，在香港新界东北端横跨边境的小镇沙头角，数百名中国武装分子在中国一侧集结，连同部分香港武装亲共分子攻打了英方境内的沙头角警岗，给香港方面的警察造成了5死11伤的损失，而中共及香港亲共派付出的代价则是1死8伤。其后，香港亲共派开始在香港街道各处设置被人们俗称为“菠萝”的土制炸弹，其中有真有假，炸死炸伤了不少市民。到年底，在这场暴动平息下去时，香港已有51人死亡。
二、造反派夺取外交部
香港六七暴动这一事件，实际上直接冲击到了当时北京的政局。1967年8月4日，北京造反派举行了支持香港亲共派的大游行。中央文革小组的毛派骨干戚本禹则是公开放话，号召造反派们对外交部进行夺权，表示：“陈毅应该下到群众中去接受批判，在外交部对面安营扎寨是革命行动。”8月7日，造反派冲入外交部，在外交部礼堂批斗了陈毅。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毛派干将王力则在这天接见了造反派代表，进行了名为“王八七”的讲话，说道：
“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他们说你们方向错了，那陈毅方向、路线倒对了？“你们一月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下班子？……总理不是讲过老、中、少三结合，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不可以呢？二十几岁可以出来做领导工作。……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有点权才有威风。……因为要办外交，要几个‘长’，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谁合适就谁干。”
王力的这篇著名讲话，可以说是吹响了造反派红卫兵向外交部发动总攻的号角。8月11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副部长姬鹏飞被造反派押送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针对他们的万人批斗大会。8月19日，造反派查封了外交部大印，宣布夺权，把外交部官员关进了地下室。8月20日，已经被造反派控制的外交部发出48小时限时照会，要求英治香港政府撤销对三家亲共报纸的停刊令，释放50多名记者和工作人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照会不能说是造反派的自作主张，它是周恩来批准的。
三、火烧英国代办处
到了8月22日，48小时已经过去，英治香港政府没有对此作出答复。当时，英中双方只有代办级外交关系，双方要到1972年才升级到大使级外交关系。那时英国在北京的外交机构就是英国驻华代办处。这天，大批造反派学生和工人冲进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在一番打砸之后将这个代办处纵火烧毁。他们还强迫代办处的英国工作人员在毛泽东像前请罪，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遭到了毒打，代办处有多人受伤、女性工作人员遭到了性骚扰。代办处的工作人员们逃到了附近的印度大使馆和芬兰大使馆避难。此外，唐纳德·霍布森的住宅也遭到了劫掠。
这起事件，就是著名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亲历这起事件的英国魏思敦爵士，当时曾在英国驻华代办处任职。他的回忆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疯狂的场景：
“当时守卫大楼的军人不让我们出去。我们想出去办事、买东西、回家等要求一概都被拒绝了。他们说，‘如果你们出去的话，我们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代办处外面的人一整天都在那里，而且越聚越多。
“后来我们发现，电话线被切断了，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了。那时其它国家使馆的人看到了红卫兵拿着燃烧瓶和其它的凶器向我们的代办处走去，他们却无法用电话通知我们。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天也慢慢地黑了下来，外面的人群仍然没有散去的意思。
“晚上10点半左右的时候，突然有一颗信号弹飞上了天空。这时，整个人群一下子骚动了起来，有人推倒了代办处的院墙。人们大声地尖叫着向代办处的大楼冲了过来。他们不断地砸着窗户和门。直到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对代办处的袭击，我们将是这次袭击的受害者。我们大家很快地转移到了楼中最安全的保险库，打开了所有的灯。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大家都保持着安静。但是，情况很快就变得明朗了：他们这次袭击的目的就是要烧掉代办处的大楼。通过窗上的玻璃，我们看到了燃烧的火焰，浓烟从被打破的窗户和通风口进来了。房间里的烟雾变得越来越浓，外面的喊叫声也越来越大。我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喊着：‘杀，杀，杀！’我们几个能听懂这喊叫的人不敢告诉那5个妇女这喊叫是什么意思。这时的大楼已经有一部分被他们占领了。有一些人是从房顶上进到大楼中的。还有一些人是把大楼的墙推倒了一部分后进到大楼中的。”
从这一小段描述之中，我们足可以感受到这次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狂热与暴烈。事实上，当时发生的疯狂外交事件绝不仅仅只有这一次。在下一讲当中，我们会再罗列一下当时发生的很多次这一类事件，给大家展示一下当时中国的整体外交姿态是何等地“战狼”，并讲述这些事件所导致的连锁反应——这些疯狂的事件直接导致文革第二次高潮降温。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先讲到这里。让我们下周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