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战狼的起源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疯狂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在这起事件中，北京的红卫兵们为了声援香港六七暴动，展开了一场狂暴的“战狼外交”，烧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事实上，当时所发生的战狼事件不止这一起。那段时间中共的外交，可以说是中共自建政以来最为“战狼”的时刻之一。今天这一讲，我们就来谈一谈当时发生的另外一些“战狼”事件。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对当时中国的外交状态有一个认识。自中共建政以来，中共在美苏对抗的冷战中，曾长期选择“一边倒”跟随苏联的外交路线。不过，在斯大林死后，毛泽东逐渐认为苏联方面产生了所谓的“修正主义”问题，由此爆发了中苏论战，中共和苏共在1966年断绝了党际关系。虽然中苏双方没有正式断交，但双方在实际上已经撕破了脸。因此，在文革开始后，中共一边在国际上反对所谓的“美帝”、反对冷战中的自由世界，一边又反对所谓的“苏修”、反对当时世界上的大部分共产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外交就进入了一种空前孤立的状态。
不过，在当时激进意识形态的加持下，中共并不认为自己真的非常孤立。在毛泽东看来，文革不光是在中国内部进行的，也是在全世界展开的。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8月，毛的接班人林彪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长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实际起草人是毛派骨干王力，它的写作过程则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密切关注。文章里面这样说道：
“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被暂时拖延下去，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
这篇文章还谈到了对外输出革命的问题，认为虽然革命的“条件”不能输出，“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不能输入的。但是，这并不排除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相互同情和支援。我们对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援，正是有助于他们自力更生地进行斗争。”
1966年8月，中共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议上肯定了林彪这篇文章的观点，提出国际形势是“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1967年5月1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布了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社论文章，题目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文中表示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如同马克思创造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影响着世界的前途和命运”，还说“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以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给整个旧世界以摧毁性打击”，所谓“美帝苏修”和“一切害人虫”被“彻底埋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可见，当时的中共认为，是时候对所谓的“美帝苏修”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总攻了。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官方亲自下场，在全世界全面推行起了毛主义的“战狼外交”活动。
根据文革史学者程映虹的研究，当时中共官方亲自输出文革的情况是这样的：
“为了推动世界革命的高潮而必须全力输出文革意识形态这个总路线确定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宣传方针、打破了宣传界限，甚至取消了外交业务和宣传工作之间的分工。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作为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和很多文化大革命时期重要文件不同，中共中央这份‘批准’的具体内容至今未见公开）。这就是说，中共外交工作就是宣传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为了贯彻这个‘批准’，中宣部随即‘批准’向海外出口《毛主席语录》。从两个“批准”的1966年10月到次年11月，根据新华社统计，毛著外文版25种460万册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社说这个宣传攻势‘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从而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
（见程映虹：《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一〇期，2007年11月）
在中共官方亲自下场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战狼外交就全面铺开，在全世界各地发生了不少暴烈的事件。
二、与缅甸方面的激烈冲突
在缅甸方面，中国驻缅外交人员于1967年6月不顾缅甸政府劝阻，在当地强行散发毛语录和毛像章，引起了缅甸方面的强烈反对。缅甸政府方面制定了法令，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徽章。当时，在缅甸的一些华侨学校里，校方要求学生摘下毛像章，一些激进的学生并不答应，由此引发了缅甸社会中的不少冲突。在6月27日、28日两天，缅甸民众包围并冲击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突破了缅甸军队的阻拦，冲入大使馆中杀死了一名中国经济专家。
当时，尽管缅甸政府屡屡表示愿意和中国保持外交关系，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对此很不买账，表示“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府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试图对缅断交。从6月29日起，北京有数十万人在缅甸驻华大使馆外举行超大规模游行示威。曾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黄华，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当时的狂热情形有这样的回忆：“从6月29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当时，在缅甸驻华使馆前，一支支抗议队伍首尾相接，怒吼声震天动地。缅甸使馆外的墙上和门前马路两旁，贴满了密密层层的声讨大字报和大标语。在那种极左的氛围里，群众游行示威和报纸上的高调宣传，周恩来难以阻止。但是，绝不能让示威群众‘以牙还牙’，去冲击缅甸驻华使馆。为此，周恩来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群众只许在使馆外面示威，绝不能冲入使馆，更不能伤害使馆人员。在卫戍区部队的严密控制和疏导下，连续几天的群众示威没有出现冲砸缅甸使馆的情况。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纵部分群众准备冲击缅甸驻华大使馆，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
三、莫斯科红场事件
可见，在这样的局面下，周恩来在试图维持外交方面的一种“稳定”。但实际上，他只是在勉强进行支撑。因为，当时的“革命群众”们不但在向缅甸大规模开火，还把文革的火焰直接烧到了苏联，导致了莫斯科红场事件的爆发。
红场事件的发生，是在1967年初。在1967年1月24日，有60名中国留法学生和5名政治辅导员取道苏联回国，在莫斯科遇上了另外4名正从芬兰回国的留学生，这69人准备一同乘坐1月26日的火车回国参加文革。25日，这些人一同来到莫斯科红场，进行向列宁墓送花圈的活动。他们首先把给列宁的花圈抬到了列宁墓的入口处，借着又准备把给斯大林的花圈也抬到列宁墓，被现场的苏联军官制止。于是，这些中国师生就在列宁墓旁全体脱帽默哀一分钟，而后开始大声朗读毛语录，呼喊其中的所谓反“苏修”口号。苏联军警对此加以制止，表示严肃的红场不能大声喧哗，而这些中国“革命师生”随之更为激动，开始手挽着手大声唱起了《国际歌》。现场的苏联军警和特工随即出动，以武力制止这些中国“革命师生”的行为，造成30名师生受伤。约半小时后，这些中国师生撤出了红场，乘车返回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并在车辆经过闹市区时打开车窗，高呼“打倒苏修！”“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米高扬！打倒柯西金！”等口号。当晚，中国驻苏大使馆举行了一场“控诉苏修血腥镇压我留欧学生罪行大会”。这一消息在传到中国之后，周恩来和陈毅代表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向这批“革命师生”送去了慰问电，这些“革命师生”则随即给毛泽东回复了一份致敬电。1967年1月29日，这封致敬电被全文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的头版。
除了上述这些事件之外，在1967年的北京还发生了另一场极为暴力的事件，那就是焚烧蒙古国驻华大使专车事件。这起事件的荒诞和疯狂，要比上述两起事件听起来更加匪夷所思。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将在下一讲当中，对这次事件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述。总而言之，在当时，中国在外交领域可以说是全面奉行“战狼”政策，四面出击，在全世界各地展现着毛主义的所谓“威力”。而这些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在外交上的异常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