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关、戚被送进大牢
在之前的几讲当中，我们谈到了文革期间展开的种种“战狼外交”活动。随着1967年夏天文革第二次高潮的到来，中国当局在全球可以说是全面出击，不但对英国、苏联大举粗暴以对，而且对缅甸、蒙古国也进行了极为狂暴的猛攻。一时之间，当时中国的整个外交环境可以说呈现出了一种鸡飞狗跳的势头，十分地“热闹”。在毛式“世界革命”的思路之下，当时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在和已建交、半建交的四十多个国家中，与其中的三十多个都产生了外交纠纷，有的还闹到了要断交的地步。自从中共建政以来，中国的外交情形还没有像当时那样孤立过。
那么，对于这种狂暴的气氛，毛泽东有着怎样的反应呢？是继续推波助澜，还是对此加以限制？今天的这一讲，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
如前所述，在1967年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毛派骨干王力发表了著名的“王八七”讲话，表示红卫兵也能干外交工作。8月19日，造反派查封了外交部的大印，宣布对外交部进行了夺权。之后，北京的红卫兵们就在8月22日制造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当时，面对造反派夺取外交部大权、外交部部长陈毅遭到批斗的情况，周恩来采取了反制措施。在8月25日这天，周恩来让中共军队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将王力的“王八七”讲话交给了当时正在上海的毛泽东。而根据王力自己在回忆录中的说法，其实“王八七讲话”中的内容毛泽东早就看过，“因为讲话中那些过分的话，就是他（毛泽东）的原话。”然而，这时候毛泽东却展现出了一副之前好像对此一无所知的样子，在8月26日这天亲口向杨成武表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为了表明自己对王力讲话的坚决反对态度，毛泽东还在讲话的文稿上面批上了“大、大、大毒草”几个字，展现了他坚决站在周恩来这一边的势头。在同一天晚些时候，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看法，周恩来随即向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传达了毛泽东的意思。这样，随着毛泽东的一锤定音，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几个出自《红旗》杂志系统的中央文革小组毛派成员，走向了政治生命的结束。王力、关锋两人迅速遭到“隔离审查”、被关进了大牢。到了1968年1月，戚本禹也被关了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毛派干将戚本禹于前些年出版的回忆录当中，对他自己被抓起来的原因摆出了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态度。在王力、关锋被抓之后，戚本禹曾在周恩来、江青的授意之下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检讨书，其中表示“这次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们所犯错误的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没有察觉出来。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主席）思想的小兵。”在1967年9月7日，毛泽东在戚本禹的检讨书上做出了批示，表示“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在这之后，戚本禹在张春桥的陪同下，把这件批示交给了被关起来的关锋、王力看，关、王两人也表现得很高兴。戚本禹回忆录中还表示：“王、关被隔离后的第一次中央召开的群众大会，我没去参加，外面马上就贴出标语：打倒‘王、关、戚’。以后的会议我去参加了，外面的标语就没有‘戚’了。所以，从那以后所有的会议我都去参加，一直到我被打倒。”不过，在1968年1月20日的晚上，周恩来的秘书通知戚本禹去怀仁堂开会，并会上宣布了对他进行“隔离审查”。根据戚本禹的说法：“汪东兴随即把我铐在钓鱼台的一个小楼里，由一个连的士兵看守着。那年的春节过后，王、关、戚都一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
（以上引文，见《戚本禹回忆录》第二十六、第二十九章）
二、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这三个人？
在回忆录中，戚本禹表示他不明白抓他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并提出了种种猜想，认为有可能是因为他曾经下令封存关于江青早年历史的旧报纸内容，而这令江青对他产生了误解、认为他是在搜集江青的“黑材料”；又认为可能是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的傅崇碧向毛泽东“污蔑”了他，把江青、陈伯达批斗傅崇碧的事情安插在了戚本禹的头上。总而言之，他并不认为，或者说他不敢认为是毛泽东亲自抛弃了他——因为如果真的这样认为的话，作为一个毛派分子的他内心的精神支柱恐怕会就此崩塌吧。
可以说，毛泽东之所以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几个他昔日的走卒，可以说就是出于一种对老干部的妥协。周恩来通过杨成武向毛泽东转达“王八七讲话”的行为，事实上也近似一种要求毛泽东表态的“逼宫”。作为一个精通政治权术的人，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他的政治口号和现实之间有着不小的差距，如果真的放任红卫兵们接管外交，只会将当时的中共在国际上带到一个极端不利的位置。要避免这种情况，他只能把被打倒的外交口干部们“请回来”。在1967年10月1日的中共“国庆日”庆典上，陈毅被请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是毛泽东释放的一种信号，表示陈毅仍然“没有被打倒”。
三、王、关、戚倒台背后的毛、林、周博弈
事实上，毛泽东之所以要打倒王、关、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越发膨胀的林彪的势力进行遏制。如前所述，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林彪与造反派们结合起来，发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对中共军队里非林彪系的将领展开了一场大清洗。在1967年7、8月之交，中共的喉舌“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发出了不少以“揪军内一小撮”为主题的文章。其中，《红旗》杂志在一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文章里，公开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并对林彪进行了很是肉麻的吹捧，在这里仅举出其中的一小部分给大家听一听：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林彪同志，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用得最好，对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深。几十年来，他一贯最忠实、最坚定、最彻底地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军事思想。在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他都是旗帜鲜明地、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
以上的内容当中大量出现的“林彪同志”，无疑是令毛泽东感到非常不安的。对于《红旗》杂志的社论，毛泽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提出了“还我长城”的说法，也就是把中共军队比做他的“长城”，要求造反派们不要再搞“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在1967年8月12日这天，毛泽东曾向王力表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样的提法“不策略”，此后这一运动宣告降温。在关、王、戚等人被抓起来后，这场吹捧林彪、打击非林系势力的运动就无法继续下去了——然而，在此之前，这场运动的发动背后实际上依然来自毛泽东的决策。根据文革史学者何蜀的研究，早在1967年上半年的时候，“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就已经多次出现，而它的背后实际上来自毛泽东的指示。而在这里，毛泽东又一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这场他发动的运动给打了下去。
（见何蜀：《“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 当代中国研究 2004年第1期）
总之，经过一系列政治博弈，毛泽东一为压制林彪的势力、二为维持外交的稳定并安抚周恩来，无情地抛弃了他的走卒王、关、戚。而仅仅在一个多月前，王力作为他的忠实跟班还曾在武汉为他出生入死过。王、关、戚的倒台，是文革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它标志着毛泽东开始抛弃他的“战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