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场婚外情引发的政治大案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文革的第二次激进高潮的落幕。在此，需要对这次激进高潮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在1967年夏天，随着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发生，林彪与造反派们结合起来，发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向中共军队内的非林系将领展开猛攻。在外交领域，这一时期的毛主义小将们一度夺了外交部的权，并且制造了一系列外交事端，其中以火烧北京的英国代办处事件最为著名。毛派干将王力还曾发表过一篇著名的“王八七”讲话，公开表示红卫兵也能干外交工作。除此之外，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遭到百万人批斗的事件，以及一部分造反派组建了“五一六兵团”、宣布周恩来是“反革命”的情况。
在军队领域，尽管“揪军内一小撮”运动的发动来自毛泽东的决策，但毛泽东由于对林彪试图通过这次运动扩张权势的做法相当不安，就亲自喊停了这次运动。另一方面，周恩来则为了挽救中共干部集团摇摇欲坠的秩序，在1967年8月25日将王力的“王八七”讲话交给了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亲口表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并在“王八七”讲话上批下了“大、大、大毒草”几个字。不久后，这三个人都被逮捕关押。这样，毛泽东就亲手抛弃了他的忠实走卒王、关、戚三人，中央文革小组中出自《红旗》杂志系统的人员成了毛泽东的弃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抛弃了关王戚三个走卒之后，毛泽东又为了安抚林彪，再一次使出了抛弃走卒的战术，由此发生了1968年3月的“杨余傅事件”。所谓杨余傅，是指当时中共军队的三名高级将领，包括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这起事件的起因，来自一起桃色事件。在1968年初的时候，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的妻子纵素梅，向中共空军党委办公室表示，已婚的单世充与杨成武之女杨毅之间产生了婚外情。当时，杨成武试图保住自己的女儿，就亲自向空军司令吴法宪、政委余立金求情。就如何处理这件事，吴法宪和余立金意见不一。余立金支持杨成武维护女儿的决策，吴法宪则加以反对。
自文革爆发以来，杨成武积极向江青和林彪表忠，风头一直很盛。在1967年夏天中共军队总政治部被与林彪结盟的造反派“砸烂”之后，中共在这年8月17日成立了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办事组。9月，杨成武和吴法宪分别被指定为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和副组长。然而，随着杨成武逐渐和江青更加靠拢，林彪对此感到了很大的不满。根据林系干将邱会作的回忆，当时杨成武相当高调，不把同为林系干将的吴法宪放在眼里：
“单世充本是个鼠狗之辈，没想到有杨的支持，也忘乎所以起来，吴身为空军司令，找他谈话，他都竟敢不去。单扬言：没有杨代总长的指示，我不和任何人谈话。这样问题也就越来越复杂了。当时的情况是，杨成武耍横，杨毅也耍横，单世充也跟着耍横。杨所有的本钱是他自认为他的后面有江青，杨的致命点就在这里。”
（《邱会作回忆录》第三篇第二十七章《杨成武倒台》）
就在这时，时任中共南京军区司令的许世友向毛泽东、林彪发出了揭发材料，表示根据调查所谓的“敌伪材料”，发现余立金有过背叛中共的事情。杨成武得知这件事后，就在和吴法宪进行谈话时，试图维护余立金。
事实上，此时的杨成武也已经在江青那边逐渐失宠了。早在1967年11月时，杨成武曾受江青的委托，前往上海公安局取走关于江青的一批材料——曾于1930年代在上海演艺圈活跃的江青，对于她自己的这段早年经历相当敏感。杨成武在取到了材料之后，就把这些材料存放到了北京的京西宾馆。江青得知这件事之后大怒，认为杨成武要搜集她的“黑材料”，当着杨成武的面说他是想要“放长线钓大鱼”，吓得杨成武赶快把那些材料给烧了。在这件事之后，江青就对杨成武产生了相当之深的猜忌。
事实上，江青对杨成武之所以不满，恐怕不仅仅是因为这么一件事。杨成武在向林彪、江青靠拢之后，自以为“后台很硬”，对这两个人都采取一种讨好的方式。然而，实际上林彪和江青之间也是互相利用的政治盟友而已，两者之间在当时有一种隐隐的紧张关系。根据邱会作的回忆：“当时，我还不知道林彪、江青之间早已有矛盾。文革初期，我从表面上看到，林、江之间的关系挺好的……军委办事组成立后，在毛主席、林总、周总理的心目中是很有地位的。党中央、国务院的很多行政事务工作，都落到军委办事组身上了。军委办事组有‘临时军政府’的派头。除毛主席、林总、周总理发挥了军委办事组的作用外，江青也企图把军委办事组抓在自己的手上。事实上，当时中央只有军委办事组是能办事的机构，中央的许多事都是军委办事组办的。”（《邱会作回忆录》第三篇第二十七章《杨成武倒台》）在专制政治体制中，杨成武身处所谓“高处不胜寒”的位置，却又如此高调地周旋于林彪、江青之间，这显然会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会失去林彪和江青双方的信任。
二、“林教头误入白虎堂”的再现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是所谓的“武装冲击钓鱼台”。事情的起因，是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发现原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件事，毛泽东就在1968年3月5日通过周恩来、陈伯达转告杨成武，表示让杨成武设法找到这些手稿。接着，杨成武和与他关系紧密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一起调查，发现手稿是被江青叫人拿走了，放在了钓鱼台的中央文革保密室里。于是，杨成武先是让傅崇碧给中央文革办公室打了电话，向接线的毛泽东、江青之女李讷表示他们已经找到了丢失的手稿，希望她向陈伯达报告一下这件事，傅崇碧随后就到钓鱼台汇报。
到这时为止，一切似乎还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然而，这却是一场如同“林教头误入白虎堂”的政治阴谋。1968年3月8日晚上，傅崇碧和少数随行人员乘坐着两辆小车抵达了钓鱼台，傅崇碧还亲自给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打了电话，得到了允许进入钓鱼台的答复。根据记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如同一场戏剧一样：
当时傅司令走到中央文革办公的十六楼前，见到姚文元在散步。姚向傅礼节性地打了招呼后，便一起走进了楼里的会议室。还未站定，江青就推门进来了，见室内站立了四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吗？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进来的？’这时傅崇碧的秘书，由于经过几天日夜紧张地劳累，加之身体本来就有病，看到这种场面，过于紧张，当场晕倒在地上。当时江青还让人将他扶起，给水喝。”
（王保春、王文耀：《冲击钓鱼台事件中的陈伯达》，《华夏文摘增刊》第769期，2010年10月4日出版）
事实上，傅崇碧本来就是北京卫戍区的司令，钓鱼台的警卫人员是他的部下，他在这之前也曾很多次出入钓鱼台。因此，江青的这样一种表现，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表演，试图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办法对付傅崇碧、进而对付杨成武。
三、杨余傅倒台
总而言之，经过上述一系列充满戏剧性的事件之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个人，就成了林彪和江青一致想打倒的对象。1968年3月22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汪东兴、吴法宪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在会上，毛泽东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职务，改由林系干将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将余立金逮捕；将傅崇碧调往沈阳军区担任副司令，改由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出任北京卫戍区司令。
以上就是杨余傅事件的经过。在这起事件之后，原本由杨成武担任组长、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办事组也被改组了。1968年3月25日，毛泽东同意黄永胜担任组长、吴法宪仍任副组长，林彪的妻子叶群、干将李作鹏、邱会作都成了组员。这样，林彪的妻子和林系“四大金刚”都进入了军委办事组，军委办事组成了林彪嫡系的天下。经过了这一番改组之后，中共中央军委的重要材料不再送交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刘伯承等所谓“老帅”，军委办事组直接向毛泽东和林彪负责。也就是说，经过这样一番改组，军委办事组实际上成为了中共中央军委里类似中央文革小组的机构，从而使毛泽东和林彪能够通过它架空原有的所谓“老帅”、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直接控制。
在杨余傅事件发生的时候，文革在社会基层当中，实际上正在走入白热化的状态。当时，北京和各地的各路文革群众组织正陷入大规模的分裂和惨烈的武斗之中。接下来，我们就会将视角从中共上层的斗争，转到社会层面上去，看一看这些惨烈武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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