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的分裂：从北大说起
在上一讲中我们曾经预告，从这次开始，我们会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对各地文革的武斗情况做一个全景式的回顾。在讲述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会有文革武斗呢？
在许多不了解文革历史的人的眼中，文革武斗可谓是非常之莫名其妙的事情。两伙——有的时候还要超过两伙——同样喊着“毛主席万岁”的人，拿着包括飞机坦克大炮在内的各色武器，进行着殊死的搏杀，看上去似乎“他们都疯了”。事实上，对于武斗这种现象，毛泽东本人也一度有些困惑。1967年10月7日，中国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曾发表过毛泽东的一段话，表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十天之后的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发布过一个通知，要求在各单位实施“大联合”。然而，虽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最高层发出了这些指令，但各地的“革命群众”们还是分成了两派甚至不止两派，打得血流成河。
要讲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用简单的“所有人都疯了”或者别的什么理由一言以蔽之，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文革武斗之所以会大规模地发生，体现的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冲突，这些武斗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中共统治之下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对于这些武斗的情况，我们就从北京开始讲起吧。
要讲北京的武斗情况，是先要看北京的大学中红卫兵的分裂。如前所述，在文革初期，北京红卫兵中势力最大的是由干部子弟主导、执行“血统论”残酷迫害黑五类乃至大量其他民众的老红卫兵。随着这些老红卫兵的父母遭到造反派的大规模冲击、“联动”组织也在1967年初宣告倒台。然而，北京的造反派红卫兵们却没有保持团结，而是很快就分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派别。在北京的大学中，他们分成了所谓“天派”和“地派”。
要讲清楚天派和地派的来源，我们还是要从一个人讲起，她就是在北京的大学中点燃了造反之火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党委书记聂元梓。早在1966年5月25日的时候，她曾经贴出过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文章，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和北大校党委。此后，在1966年的最后几个月，聂元梓成功对抗了老红卫兵势力，她本人逐渐成为了北大内部的小毛泽东。1967年2月15日，聂元梓的御用组织“新北大公社”宣告成立，聂元梓本人则靠着这支拥聂的“聂卫兵”，在北大校内独断专行、搞起了对她自己的个人崇拜，并把不少曾经跟她一起造反、但不认同她工作作风的人都打成了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于是，不少北大的反聂派人士就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个名为“井冈山兵团”的组织。
2、天派与地派
另一方面，在1967年2月22日，北京高校红卫兵的跨校联席会议式的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北大和清华的造反派头头聂元梓、蒯大富分别成了这个红代会的核心组长和副组长。可以说，这时候的聂元梓在理论上不但是北大红卫兵的老大，也是整个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老大，风头一时非常盛。不过，她的造反上台，可谓是一个标准的“屠龙者变恶龙”，在红代会内部，她的独断专行也非常之不得人心。反对聂元梓的红卫兵中，以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最为积极。
很快，这种不满就转化成了武斗。1967年4月8号，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兵团，与聂元梓麾下的新北大公社，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进行了一场武斗，双方互有损伤。三天以后的4月11日，地质学院和北师大的红卫兵们冲进了北大，要求聂元梓下台。聂元梓的盟友清华蒯大富则对北大进行增援，于是爆发了一场北大清华红卫兵大战地院北师大红卫兵的大规模武斗。面对北大的乱局，中央文革进行了调停，要求外校外地学生一律退出北大，从而平息了这次武斗。然而，这仅仅只能短暂地平息一时的局势。
接下来，在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一级的文革新政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担任北京革委会主任的是毛派干部公安部长谢富治，聂元梓随之进一步“高升”，一跃成为北京革委会副主任，而这只能导致反聂派更为激烈的反聂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大学红卫兵们分成了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也就是“天派”和“地派”。
所谓天派主要有三个头头，分别是新北大公社头头聂元梓、清华大学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的头头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组织红旗兵团的头头韩爱晶。与他们相对立的则是地派，主要的头头有两个人，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的头头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兵团的头头王大宾。这两派之所以分别叫“天派”和“地派”，是因为两者的核心中分别有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的造反派，航空学上天、地质学下地，因此两派分别有了这样的名字。
天派和地派之间的矛盾，绝不仅仅是拥聂和反聂这么简单，事实上双方也有着相当广泛的政见冲突。总体上来说，天派相对更温和、地派相对更激进，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在当时的许多高校中也分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各自加入天地两大跨校阵营。有时候在一所大学的微观政局中，反而是加入天派那边的更激进、加入地派那边的更温和，双方是根据政治上合纵连横的考虑来选择加入哪个大阵营的。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政治站队和阵营划分。因此，我们很难用一种标签去定义天派是什么样、地派又是什么样。
3、错综复杂的政治站队
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清华大学内的政治站队。当时，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在清华内部被称为“团派”，他们虽然在大阵营站队上属于天派，但在清华校内却是更激进的一方。团派在清华内部的对手名叫四一四派、又称“四派”，是更为温和的一派，但在大阵营站队上又属于地派——在这里需补充的是，四一四派的得名，是因为它成立于1967年4月14日。蒯大富之所以选择这种政治站队，一大原因是他在北京高校红卫兵的站队中是聂元梓的盟友。因此这就出现了看上去有些别扭的情况，在清华大学内部是激进派的蒯大富和团派，在整个北京高校红卫兵的阵营划分中站在了理论上的温和派那一边。在清华大学内部是温和派的四派，在整个北京高校红卫兵的阵营划分中站在了理论上的激进派一边。对于清华大学的两派来说，他们在北京高校红卫兵大阵营中的站队原因，可以说有很大的现实政治合纵连横考虑。这种现象，实际上在文革中也非常常见。
事实上，无论是天派还是地派，以及我们这里所说的温和派和激进派，都属于造反派。他们是在老红卫兵倒台后，造反派分化出的两派。那么，双方所谓“温和”与“激进”的差异点究竟在哪里呢？在这里，我们还是以清华大学为例看一看相关情况。在清华，温和的四派认为，该校原有的大部分干部应该留用，团派则认为要对这些人进行更为彻底的清算。随着清华校党委的倒台，团派和四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根据文革史学者唐少杰的总结，双方各自的论点是：
“团派主张‘文革阶级关系大翻个儿论’、‘文革前十七年黑线主导论’和‘文革是一场批（判）干（部）运动论’；四派主张‘文革阶级关系不变论’、‘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和‘文革应使干部发挥中坚作用论’。”（见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载于《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
可见，团派是一种激进的“革命派”，几乎彻底否定了文革前的十七年，视文革为一种彻底的革命；四派则是一种“温和派”，总体上肯定文革前的十七年。
四派与团派的分裂，使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内部的权威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原本计划在1967年5月30日成立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也因为两派的分裂而难以组建。事实上，四派有着相当完整的理论论述，他们的核心思想，体现在一篇名为《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文章中，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清华大学汽车系66级的学生周泉缨。周泉缨是个喜欢研究政治思想的人，曾被清华师生戏称为“周老六”，意思是说他是“马恩列斯毛”之后的第六个“理论权威”。
《四一四思潮》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不少很成体系的观点，可以说是温和造反派对自身政治诉求的详细论述。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在今天无法对它进行一个详尽的分析。在这里，我们先来读一段它的内容：
“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尽管有变化，但也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也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十七年来掌权的是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而知识分子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化得更明显，但是基本阵线也是不变化。相应的政权，也是局部地改变的，而不是彻底的改变。”
在这里无需多言，就能看出这篇文章的“改良派立场”。在下一讲中，我会带大家继续读一读这篇文章，以及和它针锋相对的激进造反派的论述。通过了解这些论述，我们就能知道温和与激进造反派的政治理论究竟有怎样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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