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温和造反派的政治主张是什么？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在北京文革当中，那些造反派“群众组织”的派系划分这个问题。当时，北京高校的造反派分成了天派、地派两大阵营。在理论上来说，天派相对更温和、地派相对更激进，但这也并非是绝对的。比如说，在清华大学的两派团派、四派中，属于天派阵营的团派反而是更激进的一方，而这是因为团派的头头蒯大富与天派头头、北大的聂元梓是政治盟友。因此，这种阵营划分的背后，实际上充斥着政治理念之外复杂的政治合纵连横关系。
不过，当时温和造反派和激进造反派互相之间政治理念的差异也是很大的。上一讲中，我们以清华四派为例，分析了温和造反派的政治观点。四派的政治理论，集中体现在一篇由这一派的理论家周泉缨所写的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中。当时，四派的主张包括“ ‘文革阶级关系不变论’、‘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和‘文革应使干部发挥中坚作用论’。”《四一四思潮必胜》当中有这样的内容：
“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尽管有变化，但也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也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十七年来掌权的是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而知识分子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化得更明显，但是基本阵线也是不变化。相应的政权，也是局部地改变的，而不是彻底的改变。”
通过这一段内容，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四派不愿意彻底推翻文革前旧体制的那种“改良派立场”。
二、温和造反派对激进造反派的“阶级分析”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四一四思潮必胜》笔锋一转，对他们的对手、激进造反派团派进行了一次毛式“阶级分析”：
“一些资产阶级份子，地富反坏右及其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顽强地活动起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混入了造反派的队伍（主要是团派）他们表现得‘极左’，对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要求最迫切，他们咬牙切齿妄想一棍子把受蒙蔽的工农群众打成‘保守阶级’，而他们自己则成为压迫‘保守阶级’的‘造反阶级’他们仿佛也在革命的航船上划桨，但是他们的目的是把船撞到暗礁上，以便来个阶级关系‘大翻个儿’复辟资本主义。当然，他们也很清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他们自己在台前表演是不利的，因此他们拼命地在造反派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通过他们来实现自己的企图。在实际中他们和他们的代理人往往利‘团派’中小资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家的狂热性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去打击四一四派，排斥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革命干部，篡夺政权，为全面复辟作好准备。”
文章里面还进一步这样说道：
“从组织上看：四一四派的队伍是比较整齐的，造反派大多数的工农兵基本群众和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及大多数的党团员和干部，都是‘铁杆’的四一四派。而团派的队伍是称不得整齐的，还经常混杂着走资派，特别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代表他们的知识分子。”
如上一讲所说，团派的政治主张，乃是“ ‘文革阶级关系大翻个儿论’、‘文革前十七年黑线主导论’和‘文革是一场批（判）干（部）运动论’”，实际上就是希望整个推翻掉文革前的那个旧秩序。而根据四派的分析，团派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本质上并非是因为团派更“革命”，反而是因为团派的“阶级队伍”不纯，混入了大量所谓“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代表他们的知识分子”，导致“一些资产阶级份子，地富反坏右及其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主要在团派中找到了他们的代理人。因此，四派将团派激进的主张，解读为团派希望借此机会颠覆整个中共的体制、实现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从这种解读来看，温和造反派反而才是真正从事共产革命的人，激进造反派居然成了“反动阶级”的代理人。这种看法当然是一种非常武断的论断，不过它展示的两个现象非常有意思：
首先我们能看出的是，当时的四派固然不是像官二代老红卫兵那样主张“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分子，但他们的论述当中仍然对于造反派成员的“阶级出身”非常敏感，认为太多所谓“阶级成分”不好的人如果进入造反派中，会导致造反派成为这些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其次是，这篇文章中所谈到的，四派与团派成员的所谓“阶级成分”的差异，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情况。当时，各地的造反派大都分裂成了温和、激进这两类，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两类造反派成员的所谓“阶级出身”确实存在着差异。
知名的历史学著作《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曾对当时那些“群众组织”中不同派系的所谓“阶级成分”差异问题表达了关注，有一段相当深入的论述，在这里我们来听一听它的内容：
“一份对广州近2200名中学生的抽样调查表明，占压倒多数的（73%）干部子弟参加了保卫党的组织，而半数多点（61%）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和许多（40%）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尽管分析有所不同，但同样的数据表明，‘保皇派’组织吸引的大部分成员（82%）是干部和工人的子女，而“造反派”组织则主要从知识分子家庭（45%）吸收其成员。
“从毛主义者视野看这是一个最大的讽刺，因为情况不像当时大讲特讲的那样，参加反修革命运动最激进的学生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资产阶级自己的代表。然而，从一种不太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学生运动内部的分化就更容易理解了。对党批评最激烈的是那些从党的教育政策中得益最少的人，是那些其家庭是党的‘阶级路线’的主要受害者的人，而那些支持党、反对对党进行攻击的人，则是在入党、上大学和工作分配等现行体制中受益最多的党的官员的子女。”
（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一篇第二章第二节《权威的垮台》）
可见，四派对团派的这种攻击虽然确实非常武断，但也恐怕并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当时温和、激进两派之间的政治观点差异，背后确实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两派成员在所谓“阶级出身”上的差异。从这一点上来看，当时造反派当中的温和、激进之分，背后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两者有政治理念上的差异，也有着社会冲突的因素。
三、温和造反派的核心观点：反对激进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
《四一四思潮必胜》中又提出了一个很核心的观点，就是大谈文革应该要“巩固”和“团结”的问题，反对实行激进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文章中这样说：
“从政治观点上，四一四思潮是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们比较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关于防修反修的伟大理论，不仅牢牢地记住当前的主要敌人，坚决地打倒他们，为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战，而且能够看到大革命以后的全面的阶级关系以及长远的防修反修的目标。对将受蒙蔽群众，努力团结他们，热情地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和要革命的干部，四一四勇敢地保，热情地帮，大胆地用──所有这些都是防修反修必须的。
“而团派，由于他们的革命性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散布的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排斥一切的无政府思潮的影响，他们要‘大翻个儿’，妄图根本变更十七年来的基本的阶级关系，而重新划分什么‘老保阶级’和‘造反阶级’由‘造反阶级’来压迫‘老保阶级’，实现什么‘财产权力再分配’即是说要把‘财产和权力’重新分配给据说是‘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又是谁呢？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吗？不是。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是有权的。对他们来说是如何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是如何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绝不是什么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新中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什么人没有权力和财产呢？什么人对此具有最‘激进’的要求呢？只能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只能是已经失去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以及被取消了政治地位的地富反坏右。这样的‘再分配’干脆改名为反动阶级的‘反夺权’，不是能够说明它的实质吗？”
从上面的这些论述来看，四派眼中的文革，实际上就是一场对文革前的旧体制进行改良式修补的运动，而非一场彻底推翻旧制度的大革命。四派还认为自己代表的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而看上去更为激进的团派并非更“无产阶级”，而是总体上属于一种“革命性是小资产阶级的”的势力。也就是说，四派在这里还是提出，自己比团派在“阶级”方面要更加“纯正”。
四派在他们的论述中，还提出要对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进行团结，这样说道：
“只有四一四派能够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95％以上的干部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四一四派必须也完全可以做到正确对待团派，团结团派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敌。但是这种‘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无产阶级长远的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手中，四一四派当仁不让地应当担负起这个历史任务，看不到这一点，在这种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面前总觉得自己比暂时优势或暂时被团结在‘统一战线’内的其他派别矮一截，因而软弱退缩，迟疑不前，这是四一四派内部目前最主要的右倾危险。”
以上这些理论论述，就是当时温和造反派中具有代表性的政治观念。在下一讲中，我们再来看一看与他们对立的激进造反派是怎样论述自己的政治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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