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分裂：四三派与四四派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以清华大学四派推出的《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为例，谈到了当时温和造反派的政治主张。今天的这一讲，我们要来看一看温和造反派的对头，也就是那些激进造反派到底是怎么想的。
如前所述，在1967—1968年间，北京的高校造反派分裂成了相对温和的天派和相对激进的地派这两大阵营。不过，如果具体到各校的情况的话，也存在着加入天派阵营的组织更激进、加入地派阵营的组织更温和这一情况，清华的团派和四派就属于这种情形。而在北京的中学中，造反派也分裂成了相对温和和相对激进的两大阵营，也就是相对激进的四三派和相对温和的四四派。那么，这两派是怎么来的呢？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谈一谈这两派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名字。在1967年3月27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对一些中学红卫兵中的干部子弟讲话的时候，曾发表过这样一段言论：“你们在座的全是高干子弟、干部子弟，你们的爸爸妈妈在红军时代、抗日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很大贡献，你们要支持他们的精神”，鼓励这些干部子弟接父母的班。他的这段讲话，引起了非常激烈的反应，因为当时主张“血统论”的官二代老红卫兵组织联动刚刚倒台不久，李钟奇的这番话颇有一种试图重提“血统论”，搞“老子英雄儿好汉”那一套的倾向。这种讲话，自然也会令中学红卫兵中的平民子弟感到非常不安。
在这样的情况下，1967年4月3日这天，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召集了北京红卫兵代表开会，对李钟奇的言论进行了抨击。康生在这次会上直接说道：“李钟奇3月27日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这个讲话不谈阶级斗争、不谈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反动路线的斗争，完全是‘联动’的观点啊！”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的表态，令中学红卫兵中的平民子弟红卫兵很受鼓舞。
不过，在第二天，也就是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为了进行政治平衡，又在接见另一批红卫兵代表的时候，提出了不同的说法。当时，一部分红卫兵在群情激愤之下，已经贴出了“揪出李钟奇”的口号。王力在这次接见活动时表示：“部队同志的缺点、错误，一定要采取适当方法，不要公开提。关于军训要总结经验，即使军队的同志支持错了也要给他们提供情况，让他们改，改了就行了。‘揪出李钟奇’这个口号不好，要改掉，要爱护卫戍区，卫戍区是保卫毛主席的，不能把他们搞臭。”当天晚上，江青在另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的活动中，也表达了要保李钟奇的立场，要求把批判李钟奇的大字报覆盖掉。
这样一来，在1967年4月3日和4月4日这两天，中央文革小组就对红卫兵相继发出了更激进和更温和、互有矛盾的两种信号。观点对立的两派中学红卫兵们，分别抓住了中央文革在4月3日和4月4日的两次表态大做文章，由此就形成了相对更为激进的四三派和相对更为温和的四四派。
二、激进造反派的理论
四三派的理论代表作，是在1967年6月1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它的名字叫做《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激进造反派的理论代表作，它提出了一个观点，叫做“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文章里这样论述道：
“社会主义国家之前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是特权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之前的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相应地伴随着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即把社会上的财产和权力重新分配给某一些人。而每次分配的结果，都是使统治阶级──代表少数人的阶级占了绝对优势，使他们掌握了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而这些人从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第一天起，就同广大劳动人民存在着矛盾，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再分配日益趋向统治阶级的继续进行，这种矛盾逐渐尖锐，两极分化突出，于是发生一次大的变革，再一次进行大规模‘再分配’。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使自己在财产和权力方面占了优势，由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它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这次的再分配实际上体现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该保持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在这里，四三派的文章先是用当时任河派别在讲话时，必须要使用的共产主义理论，吹捧了一番所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与此前相比的不同之处。接着，它话锋一转，开始讲出它真正想要说的核心内容：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这时就出现了远比其他历史时期复杂的局面：社会上较次要的矛盾当然还是再分配后被打倒的阶级同统治阶级的矛盾，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同地富反坏右资的矛盾；而社会上的主要矛盾则不能简单地按掌权的人与人民的矛盾来划分了。”
这样，在绕了一大圈后，四三派的这篇文章承认，中共建政后的情况，仍然是“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实际上也就是中共官僚干部手中。四三派的文章把这些中共官僚按照文革语言称为“当权派”，这样说道：
“（1） 真正代表无产阶级也就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当权派，分配在他手里的财产和权力是公有 的，他只起一个暂时代替掌管的作用。并且他们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通过一次次“较和平”的再分配──这必须用一系列的革命化措施及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逐步缩小各种差别, 最后达到财产和权力的真正公有。显然他们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将采取一个又一个的变革行动来促使财与权的公有化，这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革”的实质。
（2） 逐渐蜕化的当权派，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有巨大能量，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无时无刻不在腐蚀人的灵魂的情况下，蜕化是很有可能的。何况‘挟重器’（指掌权力）的政治经济地位唤醒了许多人头脑中本来就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这个引人注目的当权派地位是阶级敌人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所以只要稍微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看不到历史的辩证法，就会陷入被动。可以断言，不仅这一次，而且今后几次文化革命都必然要揪出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通过以上的论述，四三派其实已经点明，真正需要通过文革进行权力斗争的，不是那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资”，而是所谓“”逐渐蜕化的当权派”，也就是被他们认定为蜕化的、被腐蚀的中共干部们。
三、以最激进姿态自诩的四三派
四三派的这篇文章里还直接提出了 “四三思潮是新思潮”这一说法，并以相当激烈的笔触写道：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和审查一下中等学校四·三派的成员，（当然不可能是全体）就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他们正是前面所谈的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这个结论恐怕有些四·三派的同志都感到偶然，但是在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列主义者看来，这实在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中学里第一次的阵营分垒就如此鲜明，而且还导致了大专院校表态的吻合：响当当的造反派支持四·三，‘温存的’老保支持四·四。
“所以，四·三派就必然对毛主席领导的文化革命有着朴素的理解和热望并很快上升到自觉的认识。四·三思潮也就代表了一种与历史发展紧紧相扣的生气勃勃的新思潮。它与反动的抵制分配的联动思潮水火不相容，并以最激进最彻底的姿态投入战斗。它是最令特权人物感到恐惧的势力。”
这样，四三派就把自己定义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把对立面说成了“‘温存的’老保”，并表示四三思潮会“以最激进最彻底的姿态投入战斗”，将会令特权人物感到恐惧。这样一篇文章，可以说是激进造反派的宣战书。
这样，我们就分别用《四一四思潮必胜》和《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这两篇文章， 展示了当时温和造反派和激进造反派的观点。事实上，这两类造反派之所以互相势同水火、展开武斗，绝不能用“他们都疯了”来进行解释，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其实有很深刻的分歧，在社会阶层上实际上也有所不同。不过，按照那时相当流行的说法，“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两派实际上是不可能说服对方的、他们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都试图毁灭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惨烈武斗就在北京的学校中蔓延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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