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华百日大武斗的爆发
在之前的两讲里，我们谈到了温和造反派和激进造反派在政治思想上的区别。总的来说，温和造反派眼中的文革更接近一种改良运动，并不追求整个推翻文革前十七年的政治体制；激进造反派则要把原有的政治秩序打烂，追求对权力和财富进行再分配。因此，这两派人虽然嘴上都喊着“毛主席万岁”，但他们的矛盾实际难以调和。按照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所谓“批判的武器无法代替武器的批判”，这两派人马无法说服对方，就展开了大规模武斗。在这里，我们就以北大和清华的情况为例，看看当时两派大规模武斗的过程。
北京大学的大规模武斗，是从1968年3月开始的。在这之前，北大的两派以拥护聂元梓和反对聂元梓为标杆，分成了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派。随着北大武斗的大规模爆发，拥聂的新北大公社在1968年3月29日这天，对反聂的井冈山兵团发起了武力攻击，北大校园变成了战场。在此前后，清华和北师大也爆发了大规模武斗，其中以清华的武斗尤为惨烈。
清华大学的大规模武斗，是从1968年4月开始爆发的。这场大战，被称为“清华百日大武斗”，以其惨烈而闻名史册。如前所述，当时清华大学的两派，分别是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以及与团派相对立、立场更温和的四一四派、简称四派。1968年4月14日这天是四一四派成立一周年，蒯大富开始抢先动手，在两天内绑架了四名持四派立场的干部，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逼供，把他们打成了所谓的“反革命集团”。4月20日，四派展开报复，绑架了一个团派成员。随后，团派对四派发出了最后通牒，四派则没有退缩，反而开始在清华大学科学馆等处严密设防。科学馆这座建筑共有三层，十分坚固，可以说是一处要塞。
4月22日，四派放出风声，表示他们要在第二天在清华大学的大礼堂批斗被他们绑架的那名团派。团派则在当天深夜派出100多人冲击大礼堂救人，结果在大礼堂里发现了400多支四派制作的长矛。23日，团派通过学校内部的广播表示，四派在囤积武器、准备开战。四派听到这一消息后，赶紧派了一批人来到大礼堂附近，于是双方的人就在大礼堂附近打了起来，双方激战到当天下午4点，各自占领了一部分建筑，不分胜负——这是清华百日大武斗中的第一场大战。
随着清华大规模武斗的爆发，团派和四派彻底撕破了脸。但这个时候，双方还在使用冷兵器交战，没有用上热武器。4月29日这天，两派又发生了一场大战。事情的起因，是四派在这天从清华的粮库里抢了一批粮食，在用卡车向他们的核心阵地科学馆运粮时遭到了团派的袭击，双方再次大打出手，导致一名四派成员死亡。随后，在5月2日，双方又进行了一场大战。
2、武斗的进化：从冷兵器到热兵器
这时候的清华大学里面，已经陷入了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大学变成了战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市革委会试图进行调停，推动双方谈判、交换俘虏，但双方实际上都三心二意、积极备战。在接下来，双方又继续进行了很多场武斗。到了5月底，两派都组织了文攻武卫组织，武斗的规模随之更加升级。到了这个阶段，双方已经不满足于用长矛、石块之类的冷兵器武斗了，而是开始抢夺大学民兵训练武器库的枪支和子弹，展开了热兵器战斗。除此之外，双方还用学校里的实验室器材制造了许多土制武器，甚至燃烧瓶和炸药都已经显得有些“小儿科”了，因为四派甚至用拖拉机改造出了一辆土制坦克，可以用来撞墙、能挡子弹，威力相当大。
6月之后，四派占领了清华大学的东南部、团派占领了清华的西北部，双方的争夺焦点，则是位于学校中部、由四派严密防守的科学馆。由于科学馆非常坚固，因此团派团团围住了科学馆，并开枪打死在科学馆外战壕中的四派人员。在重重围困之下，科学馆中的四派粮食不足，只能靠喝盐水充饥。在7月9日上午，团派发射的燃烧弹点燃了科学馆的三楼。在这种危局之下，四派试图挖地道突围，结果被团派人员用实验室中拿出的地震仪监测到了踪迹。于是在7月16日这天，团派用炸药炸塌了四派的逃生通道。到了7月下旬，科学馆中的四派已经陷入了绝境。
这个时候，在北大，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也即将取得胜利，已经把反聂的井冈山兵团压制在了最后的一些建筑里。如前所述，聂元梓和蒯大富在北京红卫兵中同属天派，是政治盟友。看上去，他们即将在各自的学校里大获全胜了。然而，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令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这时候，毛泽东突然要像抛弃掉王力、关锋、戚本禹那样，出手干掉他们了。
我们知道，自文革爆发以来，到1968年7月为止，聂元梓和蒯大富都可谓是毛泽东的核心御用造反派。在文革初期，聂元梓曾抢先向北京市委、北大校领导开炮，贴出了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文章；蒯大富则是一直为了毛泽东冲锋在前，在“智擒王光美”、“揪军内一小撮”、“揪刘（少奇）火线”等事件中都扮演了主要的打手角色。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突然抛弃他们呢？由于相关档案没有解密，事实上我们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回答。但是，我们还是能通过现有材料抓到一些线索。
3、清华、北航会议
事实上，当时的武斗不但在北京，也在中共治下的各地广泛蔓延。在许多地方，造反派属于被保派残酷镇压、屠杀的对象，其中以广西发生的屠杀最为惨烈。许多地方受到压制的造反派人员都纷纷前往北京，试图打开局面。在7月中旬，广东红旗派、广西四二二、重庆反到底、贵州四一一、辽宁八三一、黑龙江炮轰派等造反派组织的代表齐聚清华、北航校园举行了会议——由于这次会议的记录来自不同人的口述，因此它的具体日期甚至也有不止一种说法。总之，这场会议应该是先在清华开的，后来会场又转到了北航。
在清华的会议上，当时被视为头号造反派政治明星的蒯大富也曾出席，并发表了讲话。不过，根据曾列席会议的广东红旗派代表武传斌回忆，蒯大富只在会场呆了大约一个小时就匆匆离开了。
接下来，由于清华校园内正在进行大规模武斗，各地的造反派代表和清华代表又前往北航继续开会。根据广西造反派代表钱文俊的回忆，北航会议的情况是这样的：
“有个清华的到场讲了不长的话，主要就是泼冷水。辽宁八三一的人提议各省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他大惊失色，表示这绝对做不得。也有人说，全国性组织不可行，那就退而求其次，搞个各地造反派互通消息的联络站怎么样？清华的人说那也不行，他们不能参与。这样的事。弄得大家很丧气。最后也就是大家发发牢骚，觉得各省造反派都危机四伏前途渺茫，没有任何结果就散了。”
总而言之，根据钱文俊的说法，当时的这场会议上，清华大学的代表对成立跨省的造反派组织十分忌惮，因此这次会议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没有什么结果就结束了。如前所述，在文革初期，曾有一个名为全红总的合同工、临时工造反组织实现了跨省联合，结果遭到了毛泽东的残酷镇压。清华大学代表的这种担忧，可以说是对文革造反派“戴着镣铐造反”处境的绝佳诠释——尽管毛泽东希望造反派帮他冲击干部，但如果造反派形成了跨省的全国性组织，那就有形成一个和中共党组织平行的组织的危险。在毛泽东和中共各派看来，这样的组织哪怕嘴上喊着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毛泽东，都是对中共的巨大威胁。
根据学者秦晖在这件事多年后采访蒯大富时得到的说法，当时蒯大富本人对于成立跨省的造反派联合组织就有很强的忧虑。蒯大富对秦晖表示：
“有人提出成立各地造反派联合组织，我跟中央文革和周总理这些首长打过那么多交道，当然知道这是大忌，要惹大祸的。”
（以上两段引文，见秦晖：《血腥之夏：从“七·三”到“七·二七”——广西与北京造反派的覆灭》，《思想》季刊第32期，2016年12月）
可见，蒯大富作为毛泽东的御用造反派也清楚地知道，无论是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的中共高层毛派骨干，还是周恩来这样的老干部之首，都不能容忍成立各地造反派的联合组织。然而，尽管蒯大富有这样的态度，已经卷入各地造反派代表联合会议的他，在中共高层各派眼里，已经是一个无法被信任的人了。
总之，中共高层很快就得知了清华、北航会议的消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发生后也决定亲手粉碎造反派。当然，中共高层在这其中掌握相关信息、进行决策的详细过程，由于档案没有解密，有许多细节我们无法知道。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1968年7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对他的机要秘书谢静宜表示，要临时组织两三万人的工人和一部分农民进入大学——按照毛泽东的原话，是要“捅这个马蜂窝”。当时，毛泽东的神态像指挥打仗一样地亢奋。
这样，北京造反派的政治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毛泽东即将上演他在文革中最为厚黑的一次卸磨杀驴，展开文革中他极为知名的一次行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黑手行动”，把这次行动发生的1968年7月27日称为“黑手日”。这一天，是整个文革的转折点。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讲到这里。下一讲，我们就会讲述“黑手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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