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二五接见”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清华百日大武斗的经过，以及1968年7月中旬各地造反派代表齐聚北京、相继在清华和北航召开的会议。在这之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高层得知了有关这次会议的消息，造反派试图建立跨省全国性组织的举动引起了中共高层各派的极大猜忌和不安。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亲手镇压曾被他一手发动起来的造反派。在1968年7月24日这天，毛泽东对他的机要秘书谢静宜表示，要临时组织两三万人的工人和一部分农民进入大学——按照毛泽东的原话，是要“捅这个马蜂窝”。当时，毛泽东的神态像指挥打仗一样地亢奋。这样，北京造反派的政治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
接下来的重要一幕，是所谓的“七二五接见”。这件事发生在1968年7月25日凌晨，地点位于人民大会堂，指的是一批中共高层领导人接见当时广西两派代表的事。参与这次接见的中共高层人物，包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人，可以说包含了老干部、毛派、军方人物在内的中共各派势力，他们在这次接见中发出的声音，代表的是当时中共高层的一种共识。
当时，广西如各地一样，正陷入保造两派的大规模冲突中。当时主政广西的韦国清，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高层力保的人物，因此名为“联指”、立场为保韦国清的广西保派可以说是有恃无恐，在军队的支持下，正在对反韦国清的广西造反派“四二二”乃至大批民众展开手段极其残忍、令人发指、甚至包括食人行为的大规模屠杀。两派当中哪一派正在超大规模施暴，本来是一件明明白白的事。然而，在这次接见中，中共高层各派大员们却声色俱厉，一致严厉指责广西造反派“四二二”的代表，表示“四二二”才是杀人放火的一方。按照学者秦晖研究文革史的论文所说，在这次“七二五接见”中，“这些处理国家大事的首长们一个个仿佛成了‘专案组’的审讯人员，不仅声色俱厉、不依不饶，而且追问之具体、口气之武断令人惊讶。”
除了在广西的问题上颠倒黑白外，这些中共大员们很感兴趣的另一件事，就是广西造反派代表参加清华、北航会议的情况。而且在他们口中，这次会议被叫做“黑会”、“黑串联会”，算是给它定了性。按照秦晖的文章归纳，当时的情形是：
“周恩来首先指责四·二二人员‘参加了清华、北航的黑串联会’。康生点名要四·二二代表朱仁把会议情况‘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地写出来’，‘你在会上怎么讲的，蒯大富是怎样讲的，什么人怎样讲的，会上、会下又怎样讲的，给我写出来。你不要认为我们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挽救！’陈伯达断言四·二二参加‘黑会’是去朝见‘黑司令部’，大喝要与会者‘把你们的黑司令部端出来！’……
“吴法宪说：‘你们‘汇报团’（按：当时各派来京人员正式名义都叫某某组织赴京汇报团）不向中央汇报，到清华、北航汇报，汇报什么？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陈伯达并说：蒯大富、韩爱晶‘狂妄自大’，成了危险人物，‘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
（见秦晖：《血腥之夏：从“七·三”到“七·二七”——广西与北京造反派的覆灭》，《思想》季刊第32期，2016年12月））
陈伯达所说的蒯大富和韩爱晶，就是清华、北航造反派的头头。可见，在当时的中共高层看来，北京造反派已经不需要继续存在了。毛派干将姚文元也在这次接见中和其他中共大员一样，对广西造反派代表咄咄逼人，说道：“你们在北京开会的详细情况，要给中央写出书面汇报。”这一点也可以证明，这次接见代表的是中共高层各派的集体意志。
（见历史文献《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份同志和军队部份干部时的指示（七二五讲话）》，载于《华夏文摘》增刊第二八七期，2002年4月15日出版）
二、“黑手行动”：工宣队进占清华大学
于是，历史就走向了下一个重要的事件。如果认为文革有十年长，那么这一事件可以说是文革最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认同“三年文革论”，那么这一事件实际上就是文革走向终结的标志，这就是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攻清华大学之战。对于这一天，我把它叫做“黑手日”。
毛泽东派往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全称是“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然而，这支工宣队中除了从北京六十多个工厂中抽调的三万多名工人外，还有一些毛泽东的“羽林军”8341部队的人员，它的实际负责人是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迟群，以及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这个时候的蒯大富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了，还在清华园中指挥着他的团派围攻坚守科学馆的四派。7月26日这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8341部队人员开会，对他们下达了进占清华的部署。决定性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
1968年7月27日上午10 点，声势浩大的工宣队兵临清华大学外，要求一小时后进驻，与蒯大富的团派在清华西门发生了冲突。中午时分，在人数上有绝对优势的工宣队突破了清华大学的南门和西门，冲入了清华园，进入了四派坚守的科学馆，收缴了四派的武器。然而，团派却不愿意妥协，在当天下午和晚上以各种冷热兵器攻击工宣队，使工宣队蒙受了5死731伤的损失。团派之所以会这样激烈地抵抗工宣队，是因为他们并不清楚工宣队背后就是毛泽东本人，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蒯大富是毛泽东最主要的打手之一，他们无法料到毛泽东竟然会对蒯大富动手，还以为这背后一定有所谓的“黑手”。
面对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的情况，蒯大富在当天下午去了北京市革委会，与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副主任吴德等人见了面，表示团派会“以死一拼”。在这之后，谢富治强硬地要求蒯大富“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当天晚上，回到清华的蒯大富已经认清了现实，召集了团派人员开会，表示剩下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和工人们继续打、二是撤出清华，如果继续打的话要么工人死伤惨重、要么团派全军覆没，而最合理的做法则是走为上计。直到这时候，蒯大富还对他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异常信任，他信誓旦旦地说道：“我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大的事件，中央马上就 知道。只要中央知道了，一切就好办了，中央会救我们。请大家相信，有人在， 就有清华井冈山在。”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算计他的就是他的“伟大领袖”！
7月28日凌晨，团派全体离开清华，一部分撤到了他们天派盟友的据点之一北航，还有一部分远走北京郊外的昌平。当天凌晨到早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在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一群中共要员的陪同下，召见了北京五大红卫兵头头，也就是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地院王大宾。蒯大富是最后一个到的，他在当天早上才到了人民大会堂——凌晨时分，他在率团派撤出清华后，曾经去北京市电报大楼，向中共中央发出过一份求救电报，表示“7月27日在黑手昼夜策划下”，有许多“不明真相的工人，携带凶器，突然包围、洗劫清华园。我井冈山战士全部撤出清华”,在此情况下团派“衣食无着，生命安全无保证，清华井冈山生命垂危，形势万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寻求中央马上接见。”
（见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
三、毛泽东的“名言”：“黑手就是我”
在发完这通电报后，蒯大富来到北航，收到了北京市革委会的电话，表示中共中央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7月28日早上7点多，经历了灰暗、疲倦的一日一夜的蒯大富在绵绵阴雨中，浑身泥泞地来到了人民大会堂，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所谓“伟大领袖”。在这之前，蒯大富曾经一直为毛泽东冲杀在前，为毛泽东斗垮刘少奇出了极大的力气。在他看来，不管怎样，毛泽东都是会站在他这边的、都会是他的保护者。
一见到毛泽东后，蒯大富就大哭起来，并一边哭一边说“主席救我，主席救我”，还说有“‘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
直到这时候，蒯大富还在说，攻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黑后台”是四个月前已经倒台的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然而，等待着蒯大富的，并不是他的“伟大领袖”的安慰，而是毛泽东如惊天霹雳的一句话：
“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
（参见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华夏文摘》增刊第四八五期，2006年3月6日出版；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重新解读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一四期，2007年12月3日出版）
这样，蒯大富乃至大量造反派的政治生命，就以这个标志性事件为节点，走向了终结。在发动文革两年多之后，毛泽东通过这样一幕厚黑学表演，亲自终结了为他冲杀在前的清华造反派。而他这句“黑手就是我”，足以令人感到不寒而栗。毛泽东进行的这次进攻清华大学行动，实在是可以被称为“黑手行动”。1968年7月27日这一天，则可以被叫做“黑手日”。
总而言之，经过这次“黑手日”，“三年文革”可以说走向了终结，“十年文革”走向了以中共上层斗争为主的后七年。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回顾了这个“三年文革”的历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爆发大规模武斗的地方，绝不只有我们多次谈到过的北京和上海。在1967到1968年间，文革武斗在中共治下各地随处可见。要清楚当时的全局情况，我们也要了解到当时各地的情况——在很多地方，文革武斗中不仅出现了枪支和炸药，甚至还开出了坦克、动用了火炮和军舰。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